结果，我真的“没有错失良机”！
可见“良机”处处有，地理风水也是惟心所造啊！
一九七一年，佛光山上正大兴土木，兴建朝山会馆，由于必须移山填沟，所以花费甚巨，虽然建筑商特别通融，答应我的请求，让佛光山赊欠钢筋水泥款，但是那段日子还是十分难挨。
当时有人劝我也不要再进行了。
我回答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建朝山会馆，是因为看到信徒每次来山，连食宿的地方都没有，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想到朝山会馆建好之后，给予信徒莫大的方便，来山的人因而越来越多，我用佛法接引他们，奠定了佛光山的发展基础，至今想到此事，还很自豪从头到尾都“没有错失良机”。
美国弘法之初更是困难重重。
记得慈庄、依航才到洛杉矶筹备建寺不久，就饱受民众严重抗议，加上当地美国人不了解正信佛教，而一些异教徒又故意从旁毁谤。
从台湾前往美国探亲的信徒们，回来之后，向我描述当地情况直可以“风声鹤唳”四个字来形容，虽说知徒莫若师，我相信弟子们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但我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只要抱定奉献的心意，和大众结缘，就是‘良机’，不要错失了！”十多年寒暑过去了，她们以无比的诚意及耐心与当地人士不断地沟通交流，提供服务，果然不负众望，最后附近的居民竟然全力支持西来寺的建设。
一九八八年落成之日，嘉宾云集，有一位记者问我：“西来寺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我告诉他：“西来寺不但开放给僧信二众作为礼佛净修的场所，也提供各界及社区人士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希望以热忱的服务，用佛法的文化为大家带来各种‘良机’。”
真的，我在各地弘法度众所抱持的就是这种给人“良机”的心情，也因此有难不觉难，有苦不觉苦。
像香港过去有些人基于对赌博赛马的迷信，见到出家人非常排斥，许多外地法师不敢久留，但我仍派依如到那里，亲近当地长老大德，一再告诉他要不计辛劳，默默服务，他善解我意，十年有成。
我在香港讲经，从沙田大会堂讲到红磡体育馆，听众一年比一年盛况。
后来应当地信徒要求，兴建道场，从佛香精舍到佛香讲堂，法务一年比一年昌隆；后来当地张莲觉居士创建的东莲觉苑委托我派人管理，荃湾的弘法精舍提供给我作为教育场所。
香港人对出家人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他们亲切而有礼。
尤其近几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弘法，发现香港移民最为热忱，不但出钱出力，而且从不居功。
问起他们学佛因缘，许多来自佛光山最早办的佛香精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大家彼此都“没有错失良机”。
其他弟子如慧礼、依来等人在南非建寺时，正值种族纠纷最严重的期间；永光、永宁等人被派去菲律宾弘法时，也是内乱暴动最厉害的时候。
尤其当地人大都信奉耶教，“佛教”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可以说种种情况对我们都十分不利。
幸好派在当地的徒众都具有共识，认为越苦难的地方，越需要佛法，所以宁可为法捐躯，也“”。
只见他们不顾众人奇异的眼光及嗖嗖的枪声，在街巷市场弘法布教；不计辛苦疲惫，跋山涉水到乡间发放赈济品，短短几年间，大家对佛教都刮目相看了！
一九九七年春节，菲律宾拉采瑞兹主教邀请在马尼拉佛光山讲堂僧信二众至岷仑洛天主教堂，共同为社稷祈福，因属首次，成为媒体竞相报导的新闻；前不久南非总统曼德拉先生也派人到约翰尼斯堡的南华寺访问，也是轰动一时。
凡此都说明了“良机”固然有时候是天赐的佳缘，但更多的时候，是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祖籍扬州，居台半世纪，在青少年时期，历经颠沛流离，忧患相煎的岁月，目睹杀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惨状，身遭骨肉离散，天人永隔的悲剧。
多年来，我深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世代的对立意识已然云淡风清，两岸彼此的隔阂才是大家心中未愈的伤痕。
我有意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却苦无机会。
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泰王六十岁大寿的庆典，才有了转机。
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及其夫人也应邀在座，但碍于当时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
就在典礼刚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
赵朴老当晚回赠大作以示感谢，我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殷勤接待，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
后来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因两岸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权成为烫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机正是“良机”，“不可错失”，遂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
为了加速完工时间，不惜加倍给付建筑商赶工费用，好让西来寺的工程能及时完成，赶上大会的召开。
至于两岸的佛教会名称，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中文名称——“中国北京、中国台北”照样沿用，英文译名改为the buddhist associatio
of beiji
g, chi
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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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良机”处处有，地理风水也是惟心所造啊！
一九七一年，佛光山上正大兴土木，兴建朝山会馆，由于必须移山填沟，所以花费甚巨，虽然建筑商特别通融，答应我的请求，让佛光山赊欠钢筋水泥款，但是那段日子还是十分难挨。
当时有人劝我也不要再进行了。
我回答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建朝山会馆，是因为看到信徒每次来山，连食宿的地方都没有，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想到朝山会馆建好之后，给予信徒莫大的方便，来山的人因而越来越多，我用佛法接引他们，奠定了佛光山的发展基础，至今想到此事，还很自豪从头到尾都“没有错失良机”。
美国弘法之初更是困难重重。
记得慈庄、依航才到洛杉矶筹备建寺不久，就饱受民众严重抗议，加上当地美国人不了解正信佛教，而一些异教徒又故意从旁毁谤。
从台湾前往美国探亲的信徒们，回来之后，向我描述当地情况直可以“风声鹤唳”四个字来形容，虽说知徒莫若师，我相信弟子们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但我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只要抱定奉献的心意，和大众结缘，就是‘良机’，不要错失了！”十多年寒暑过去了，她们以无比的诚意及耐心与当地人士不断地沟通交流，提供服务，果然不负众望，最后附近的居民竟然全力支持西来寺的建设。
一九八八年落成之日，嘉宾云集，有一位记者问我：“西来寺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我告诉他：“西来寺不但开放给僧信二众作为礼佛净修的场所，也提供各界及社区人士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希望以热忱的服务，用佛法的文化为大家带来各种‘良机’。”
真的，我在各地弘法度众所抱持的就是这种给人“良机”的心情，也因此有难不觉难，有苦不觉苦。
像香港过去有些人基于对赌博赛马的迷信，见到出家人非常排斥，许多外地法师不敢久留，但我仍派依如到那里，亲近当地长老大德，一再告诉他要不计辛劳，默默服务，他善解我意，十年有成。
我在香港讲经，从沙田大会堂讲到红磡体育馆，听众一年比一年盛况。
后来应当地信徒要求，兴建道场，从佛香精舍到佛香讲堂，法务一年比一年昌隆；后来当地张莲觉居士创建的东莲觉苑委托我派人管理，荃湾的弘法精舍提供给我作为教育场所。
香港人对出家人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他们亲切而有礼。
尤其近几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弘法，发现香港移民最为热忱，不但出钱出力，而且从不居功。
问起他们学佛因缘，许多来自佛光山最早办的佛香精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大家彼此都“没有错失良机”。
其他弟子如慧礼、依来等人在南非建寺时，正值种族纠纷最严重的期间；永光、永宁等人被派去菲律宾弘法时，也是内乱暴动最厉害的时候。
尤其当地人大都信奉耶教，“佛教”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可以说种种情况对我们都十分不利。
幸好派在当地的徒众都具有共识，认为越苦难的地方，越需要佛法，所以宁可为法捐躯，也“”。
只见他们不顾众人奇异的眼光及嗖嗖的枪声，在街巷市场弘法布教；不计辛苦疲惫，跋山涉水到乡间发放赈济品，短短几年间，大家对佛教都刮目相看了！
一九九七年春节，菲律宾拉采瑞兹主教邀请在马尼拉佛光山讲堂僧信二众至岷仑洛天主教堂，共同为社稷祈福，因属首次，成为媒体竞相报导的新闻；前不久南非总统曼德拉先生也派人到约翰尼斯堡的南华寺访问，也是轰动一时。
凡此都说明了“良机”固然有时候是天赐的佳缘，但更多的时候，是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祖籍扬州，居台半世纪，在青少年时期，历经颠沛流离，忧患相煎的岁月，目睹杀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惨状，身遭骨肉离散，天人永隔的悲剧。
多年来，我深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世代的对立意识已然云淡风清，两岸彼此的隔阂才是大家心中未愈的伤痕。
我有意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却苦无机会。
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泰王六十岁大寿的庆典，才有了转机。
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及其夫人也应邀在座，但碍于当时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
就在典礼刚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
赵朴老当晚回赠大作以示感谢，我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殷勤接待，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
后来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因两岸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权成为烫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机正是“良机”，“不可错失”，遂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
为了加速完工时间，不惜加倍给付建筑商赶工费用，好让西来寺的工程能及时完成，赶上大会的召开。
至于两岸的佛教会名称，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中文名称——“中国北京、中国台北”照样沿用，英文译名改为the buddhist associatio
of beiji
g, chi
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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