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
宋时升朝官，即朝官，按新的阶官名称，是指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
宋哲宗时，“先是，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民争市婚为官户”。
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
今遐僻贱人争以国姻自召，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尊国，示民范也”，于是“朝廷始严其法”。
又“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艺能入等，授班行者即为官户，免役”，时“祥符县至一乡止有一户可差”，后鲜于侁“乞保甲授班行人依进纳官例，候改转升朝官，方免户下色役”，也得到宋廷批准。
后“绍圣免役条”规定：“系宗室及〔内〕命妇亲，并义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而系第一等人户，并同进纳法，见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钱并不免。”自从八品文官宣教郎和武官从义郎（属小使臣）以下，即非朝官，成为自某些门径入仕者不算官户的界限。
至于“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者另有附加条件，即“系第一等人户”，若非第一等户，即不受以上界限的限制。
宋徽宗时，政和令又补充规定，“所有祗应有劳，进颂文理可采及特旨并非泛〔补〕官”者，也“并依进纳授官法，因军功、捕盗转至升朝官，非军功、捕盗人转至大夫以上，方许作官户”。
据此，则“非军功、捕盗人”须升官至正七品武翼大夫以上，才算官户。
北宋上述规定沿用到南宋，也被加了一些新的规定。
宋高宗绍兴末期规定，“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
宋孝宗时，又规定“特奏名出身之人，如有偶授破格八品差遣，或循至八品上，须落权，注正官差遣，方始理为官户”。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卷48《科敷》关于“品官之家”的注释如下：“身亡者有荫之家，若系宗室及内命妇亲授官，而转至升朝，及进纳或保甲授官，或第一等户以妻之家阵亡，遗表恩泽授官，并祗应有劳，进颂可采，及特旨与非泛补官，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医官转至翰林医痊以上，仍曾经入额人者。”此项规定大致是此前各项规定的综合和总结。
翰林医痊为从七品，“入额人”应是指尚药局、太医局等的定编人员。
当然，上述规定能否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宋徽宗时记载：“命官出身，各有条法。
比年以来，吏职入仕或进纳并杂流之类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改换出身”，无非是为改善本人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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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的地位，以求享有某些本来无法得到的权益。
在昏暗的政治形势下，“员既滥冗，名且紊杂”，一批又一批渣滓，投机钻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改换出身”，挤进了官户的行列。
宋朝规定，凡任宰相和执政，“例得奏奴隶补班行”。
北宋末，大宦官童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童贯镇压方腊，“受富民献遣，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宠臣朱勔“驺仆亦至金紫”。
蔡京“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厮养官为横行”。
医官也十分冗滥，宋徽宗宣和时，方限定以三百五十人为定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
此类“妄作名目”的官户，到南宋初年，仍成为一大遗留问题，而须作专门的讨论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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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升朝官，即朝官，按新的阶官名称，是指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
宋哲宗时，“先是，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民争市婚为官户”。
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
今遐僻贱人争以国姻自召，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尊国，示民范也”，于是“朝廷始严其法”。
又“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艺能入等，授班行者即为官户，免役”，时“祥符县至一乡止有一户可差”，后鲜于侁“乞保甲授班行人依进纳官例，候改转升朝官，方免户下色役”，也得到宋廷批准。
后“绍圣免役条”规定：“系宗室及〔内〕命妇亲，并义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而系第一等人户，并同进纳法，见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钱并不免。”自从八品文官宣教郎和武官从义郎（属小使臣）以下，即非朝官，成为自某些门径入仕者不算官户的界限。
至于“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者另有附加条件，即“系第一等人户”，若非第一等户，即不受以上界限的限制。
宋徽宗时，政和令又补充规定，“所有祗应有劳，进颂文理可采及特旨并非泛〔补〕官”者，也“并依进纳授官法，因军功、捕盗转至升朝官，非军功、捕盗人转至大夫以上，方许作官户”。
据此，则“非军功、捕盗人”须升官至正七品武翼大夫以上，才算官户。
北宋上述规定沿用到南宋，也被加了一些新的规定。
宋高宗绍兴末期规定，“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
宋孝宗时，又规定“特奏名出身之人，如有偶授破格八品差遣，或循至八品上，须落权，注正官差遣，方始理为官户”。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卷48《科敷》关于“品官之家”的注释如下：“身亡者有荫之家，若系宗室及内命妇亲授官，而转至升朝，及进纳或保甲授官，或第一等户以妻之家阵亡，遗表恩泽授官，并祗应有劳，进颂可采，及特旨与非泛补官，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医官转至翰林医痊以上，仍曾经入额人者。”此项规定大致是此前各项规定的综合和总结。
翰林医痊为从七品，“入额人”应是指尚药局、太医局等的定编人员。
当然，上述规定能否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宋徽宗时记载：“命官出身，各有条法。
比年以来，吏职入仕或进纳并杂流之类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改换出身”，无非是为改善本人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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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昏暗的政治形势下，“员既滥冗，名且紊杂”，一批又一批渣滓，投机钻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改换出身”，挤进了官户的行列。
宋朝规定，凡任宰相和执政，“例得奏奴隶补班行”。
北宋末，大宦官童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童贯镇压方腊，“受富民献遣，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宠臣朱勔“驺仆亦至金紫”。
蔡京“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厮养官为横行”。
医官也十分冗滥，宋徽宗宣和时，方限定以三百五十人为定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
此类“妄作名目”的官户，到南宋初年，仍成为一大遗留问题，而须作专门的讨论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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