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镣子可是阎王爷的请帖啊。”
陶静缩在墙角哭，眼泪洇湿了囚服前襟。
她的人生，早就在瑞丽的林场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小学时，她提前放学回家，撞见爸爸和邻居阿姨赤身地躺在床上。
她的哭喊引来了邻居，爸爸跪在妈妈面前求原谅，却没改了风流的本性——两年后，他又和林场小卖部的傣族阿姨搅在一起，主动起诉离婚。
陶静跟着妈妈过，哥哥跟了爸爸，从此两家断了往来。
妈妈在林场工伤致残，腰伤重到下不了床，靠微薄的病退工资养活她。
陶静初中成绩是全班前五，高中却因为早恋一落千丈——那个成绩最好的男生，和她逃课约会，高考只考上广东三流大学，转头就寄来分手信，说“早恋毁了我的前途”。
失恋的陶静放弃复读，去瑞丽县城的发廊当洗头妹。
她长得漂亮，男人排着队点她服务，语言调笑、动手动脚是常事，她总是板着脸推开。
发廊里的卖淫女笑她傻：“洗一个月头赚100块，我们一天赚的比你多十倍。”
陶静不说话，只是把地拖得更干净。
直到那个叫杨博的缅甸华侨出现。
杨博穿昂贵的衬衫，戴宝石戒指，说一口蹩脚的云南话，每次来都点陶静洗头，从不调笑。
他说自己是掸邦的华侨商人，每年来瑞丽做生意。
半个月后，一个醉酒男人在发廊里搂住陶静，杨博突然冲过来，两三下把男人拖出门推在地上——“英雄救美”的戏码，让陶静动了心。
杨博开始天天来，送她进口巧克力，带她去县城最好的餐厅吃饭。
发廊的女人们都羡慕：“陶静这丫头命好，钓着金龟婿了。”不到一个月，陶静就跟杨博同居了——这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杨博不让她再去发廊，租了带阳台的房子，每天带她去唱歌跳舞，零花钱大把地塞给她。
陶静沉浸在“爱情”里，直到发现杨博的异常：他总往缅甸木姐跑，却不带货物；他在瑞丽有三四个住处，从不同时住三晚；他从不让陶静联系他，只由他主动找她。
杨博终于坦白：“我做白粉生意的。”
陶静哭着要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偷偷去医院做人流，躺在妈妈家的破床上，看着头发花白的妈妈挣扎着给她炖鸡汤，突然改了主意——她尝过富贵的滋味，没法再回到洗头妹的日子；
她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而杨博说：“跟我干一次，给你妈2000块。
要是你出事，我每年给她寄1万，直到她走。”
杨博教她把毒品藏在女人的这个部位，关卡警察不会搜。
陶静去医院装了金属避孕环，跟着杨博去了缅甸掸邦。
在掸邦的小镇，杨博把200克海洛因分成小份，让她藏好，“到昆明儿童医院旁的小巷，把货放进提包，等戴白帽子的男人来取。”杨博把汽车票塞给她，“回瑞丽等我。”
陶静揣着200克毒品过了边境，关卡警察看她是年轻女孩，连行李都没查。
她在昆明的小旅店里熬了一夜，第二天去交货时，被王队长抓个正着。
看守所里，陶静的妈妈、哥哥甚至多年没见的爸爸都来劝她：“静儿，说吧，说了就能活。”陶静只是摇头，她想着杨博的承诺——只要自己不说，妈妈就能每年拿到1万，不用再受穷。
1991年11月，一审判决下来：陶静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拒不交代同伙，判处死刑。
二审维持原判，她被转入死刑待执行监室，和另外四个女毒贩关在一起。
她们都戴着手铐脚镣，吃饭要别人喂，夜里总有人哭醒。
同监室的中年女毒贩劝她：“丫头，别傻了！
那小白脸是骗你的，我贩了八年粉，见多了这种人！”陶静还是不说话，只是每天盯着铁窗外的天，数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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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静缩在墙角哭，眼泪洇湿了囚服前襟。
她的人生，早就在瑞丽的林场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小学时，她提前放学回家，撞见爸爸和邻居阿姨赤身地躺在床上。
她的哭喊引来了邻居，爸爸跪在妈妈面前求原谅，却没改了风流的本性——两年后，他又和林场小卖部的傣族阿姨搅在一起，主动起诉离婚。
陶静跟着妈妈过，哥哥跟了爸爸，从此两家断了往来。
妈妈在林场工伤致残，腰伤重到下不了床，靠微薄的病退工资养活她。
陶静初中成绩是全班前五，高中却因为早恋一落千丈——那个成绩最好的男生，和她逃课约会，高考只考上广东三流大学，转头就寄来分手信，说“早恋毁了我的前途”。
失恋的陶静放弃复读，去瑞丽县城的发廊当洗头妹。
她长得漂亮，男人排着队点她服务，语言调笑、动手动脚是常事，她总是板着脸推开。
发廊里的卖淫女笑她傻：“洗一个月头赚100块，我们一天赚的比你多十倍。”
陶静不说话，只是把地拖得更干净。
直到那个叫杨博的缅甸华侨出现。
杨博穿昂贵的衬衫，戴宝石戒指，说一口蹩脚的云南话，每次来都点陶静洗头，从不调笑。
他说自己是掸邦的华侨商人，每年来瑞丽做生意。
半个月后，一个醉酒男人在发廊里搂住陶静，杨博突然冲过来，两三下把男人拖出门推在地上——“英雄救美”的戏码，让陶静动了心。
杨博开始天天来，送她进口巧克力，带她去县城最好的餐厅吃饭。
发廊的女人们都羡慕：“陶静这丫头命好，钓着金龟婿了。”不到一个月，陶静就跟杨博同居了——这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杨博不让她再去发廊，租了带阳台的房子，每天带她去唱歌跳舞，零花钱大把地塞给她。
陶静沉浸在“爱情”里，直到发现杨博的异常：他总往缅甸木姐跑，却不带货物；他在瑞丽有三四个住处，从不同时住三晚；他从不让陶静联系他，只由他主动找她。
杨博终于坦白：“我做白粉生意的。”
陶静哭着要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偷偷去医院做人流，躺在妈妈家的破床上，看着头发花白的妈妈挣扎着给她炖鸡汤，突然改了主意——她尝过富贵的滋味，没法再回到洗头妹的日子；
她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而杨博说：“跟我干一次，给你妈2000块。
要是你出事，我每年给她寄1万，直到她走。”
杨博教她把毒品藏在女人的这个部位，关卡警察不会搜。
陶静去医院装了金属避孕环，跟着杨博去了缅甸掸邦。
在掸邦的小镇，杨博把200克海洛因分成小份，让她藏好，“到昆明儿童医院旁的小巷，把货放进提包，等戴白帽子的男人来取。”杨博把汽车票塞给她，“回瑞丽等我。”
陶静揣着200克毒品过了边境，关卡警察看她是年轻女孩，连行李都没查。
她在昆明的小旅店里熬了一夜，第二天去交货时，被王队长抓个正着。
看守所里，陶静的妈妈、哥哥甚至多年没见的爸爸都来劝她：“静儿，说吧，说了就能活。”陶静只是摇头，她想着杨博的承诺——只要自己不说，妈妈就能每年拿到1万，不用再受穷。
1991年11月，一审判决下来：陶静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拒不交代同伙，判处死刑。
二审维持原判，她被转入死刑待执行监室，和另外四个女毒贩关在一起。
她们都戴着手铐脚镣，吃饭要别人喂，夜里总有人哭醒。
同监室的中年女毒贩劝她：“丫头，别傻了！
那小白脸是骗你的，我贩了八年粉，见多了这种人！”陶静还是不说话，只是每天盯着铁窗外的天，数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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