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听了之后，咕哝一下就不言语了。
对，这就是读书人的好处，就算是干犯律条，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通融。
士林中有骗了同僚几百两金器的状元，有诓骗资助自己考上进士的记女饮下毒酒的学士，这一干人都被士论所不值，律条也照样是犯了，追究起来，罪名还不轻，但他们一样升官发财，一点事也没有——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即便何阗为两顷祭田，背宗弃祖，连讼三十年，使有司不甚其扰。
打上一顿板子给个教训，乃是合乎律法。
但法理无外乎人情，何阗是读书人，饶他三十板，不是要照顾他，而是要照顾读书人的脸面，否则怎么能体现朝廷对文士的重视？
而且更重要的，当初支持何阗的基本上都是白马县的士子。
要是真的扒光了何阗裤子，露出屁股来打板子，一记记的都是打在之前支持何阗的士子们的脸上。
这又何必呢？
韩冈还要继续治理白马县，那些士子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
韩冈已经通过这一案将他们给慑服，但若是得寸进尺，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弹。
这番道理韩冈在信中说得也明白。
何阗经此一案，已经声名尽丧，虽生犹死。
这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惩罚。
说不定过些曰子也就死了，根本不用板子来帮人上路。
律条不是死的，可以灵活选用，何阗的下场已经足以使人警醒，除了官员受累以外，又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又说了几句，王安石从崇政殿中告辞出来。
回到政事堂，儿子王雱正在厅中等着他。
王雱到了中书过来，是要说着经义局中的公事。
王安石虽然提举经义局，但他基本上不往经义局去，只能劳烦王雱来禀报。
作为宰相，王安石身上的兼着的差事不少，编纂朝廷政令、律法的编敇局，编写国史的史馆，还有就是编写科举教科书的经义局，这些文事、政事方面的职司，都是要他这个宰相来提举。
不论是法律条令，还是国史，又或是国家教材，都是宰相身上的任务——就如《武经总要》，署名的曾公亮，他当时就是宰相；《太平御览》的主编李昉，当时也是宰相——这是宰相的权力范围，提举之位不会交到别人手上。
就跟后世国务院的最高领导，许多时候都会兼着某某领导小组一般——官僚社会，古今如一。
不过王雱说是来禀报经义局中的最新情况，其实也只是借口而已，王安石稍稍问了几句，就放到了一边。
父子两人谈论的乃是事关天下的要事，回到家中都讨论不完，要在政事堂中继续。
现在王安石面临的情况很是危急。
这并不是政斧中事——新党之中，吕惠卿和曾布之间关系依然紧张，可王安石自问还镇得住他们。
而诗书礼三经的释义，也差不多快完成了。
《诗经》、《尚书》两部，是自己列出大纲，而由王雱、吕惠卿领衔编写，只有《周官》一部，是由王安石自己亲自写的。
新法的推行还算安定，政事、军事、财务等方面的变革都是卓有成效。
眼下，会直接影响到王安石官位的问题，还是今年的旱情，以及明年在预料之中的饥荒和蝗灾。
“京畿一带的出苗的情况，下面都报了上来。
玉昆写的信中，也说的很清楚了，黄河滩上尽是蝗虫卵，亿万之数，来年就是漫天飞蝗。
而白马县的麦田，眼下也只有六成出苗。
情况的确很糟。
儿子在经义局中，还能听到外面的消息，说是市井中已经开始有人在暗中囤粮了。”王雱脸色沉重，瘦削的双肩似乎都有些支持不住现在的压力，“不知能不能让东南多运一些粮食进京，就算只有十几二十万石，关键时候拿出来，能一举让那一干歼商折光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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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就是读书人的好处，就算是干犯律条，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通融。
士林中有骗了同僚几百两金器的状元，有诓骗资助自己考上进士的记女饮下毒酒的学士，这一干人都被士论所不值，律条也照样是犯了，追究起来，罪名还不轻，但他们一样升官发财，一点事也没有——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即便何阗为两顷祭田，背宗弃祖，连讼三十年，使有司不甚其扰。
打上一顿板子给个教训，乃是合乎律法。
但法理无外乎人情，何阗是读书人，饶他三十板，不是要照顾他，而是要照顾读书人的脸面，否则怎么能体现朝廷对文士的重视？
而且更重要的，当初支持何阗的基本上都是白马县的士子。
要是真的扒光了何阗裤子，露出屁股来打板子，一记记的都是打在之前支持何阗的士子们的脸上。
这又何必呢？
韩冈还要继续治理白马县，那些士子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
韩冈已经通过这一案将他们给慑服，但若是得寸进尺，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弹。
这番道理韩冈在信中说得也明白。
何阗经此一案，已经声名尽丧，虽生犹死。
这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惩罚。
说不定过些曰子也就死了，根本不用板子来帮人上路。
律条不是死的，可以灵活选用，何阗的下场已经足以使人警醒，除了官员受累以外，又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又说了几句，王安石从崇政殿中告辞出来。
回到政事堂，儿子王雱正在厅中等着他。
王雱到了中书过来，是要说着经义局中的公事。
王安石虽然提举经义局，但他基本上不往经义局去，只能劳烦王雱来禀报。
作为宰相，王安石身上的兼着的差事不少，编纂朝廷政令、律法的编敇局，编写国史的史馆，还有就是编写科举教科书的经义局，这些文事、政事方面的职司，都是要他这个宰相来提举。
不论是法律条令，还是国史，又或是国家教材，都是宰相身上的任务——就如《武经总要》，署名的曾公亮，他当时就是宰相；《太平御览》的主编李昉，当时也是宰相——这是宰相的权力范围，提举之位不会交到别人手上。
就跟后世国务院的最高领导，许多时候都会兼着某某领导小组一般——官僚社会，古今如一。
不过王雱说是来禀报经义局中的最新情况，其实也只是借口而已，王安石稍稍问了几句，就放到了一边。
父子两人谈论的乃是事关天下的要事，回到家中都讨论不完，要在政事堂中继续。
现在王安石面临的情况很是危急。
这并不是政斧中事——新党之中，吕惠卿和曾布之间关系依然紧张，可王安石自问还镇得住他们。
而诗书礼三经的释义，也差不多快完成了。
《诗经》、《尚书》两部，是自己列出大纲，而由王雱、吕惠卿领衔编写，只有《周官》一部，是由王安石自己亲自写的。
新法的推行还算安定，政事、军事、财务等方面的变革都是卓有成效。
眼下，会直接影响到王安石官位的问题，还是今年的旱情，以及明年在预料之中的饥荒和蝗灾。
“京畿一带的出苗的情况，下面都报了上来。
玉昆写的信中，也说的很清楚了，黄河滩上尽是蝗虫卵，亿万之数，来年就是漫天飞蝗。
而白马县的麦田，眼下也只有六成出苗。
情况的确很糟。
儿子在经义局中，还能听到外面的消息，说是市井中已经开始有人在暗中囤粮了。”王雱脸色沉重，瘦削的双肩似乎都有些支持不住现在的压力，“不知能不能让东南多运一些粮食进京，就算只有十几二十万石，关键时候拿出来，能一举让那一干歼商折光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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