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师长程振邦，”沈砚之又说，“攻武昌的时候，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冲上了城墙。
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他身中七弹，还站在城墙上挥旗。
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喊救命，是喊‘老沈，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
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他娘。
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南方的冬天用不着。”
沈砚之停了下来，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
茶早就凉透了，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周先生，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
我跟你讲两个故事。”
周先生正襟危坐，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
“第一个故事。
护国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
弹尽粮绝，伤兵没有药，在战壕里烂着等死。
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交出部队，军饷加倍、弹药优先补充，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
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问我怎么回。
我说不用回，然后我走出指挥部，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咱们死在这里，值不值？
’没人回答我。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值不值，不用回答。”
周先生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二个故事。
去年我在江西打孙传芳，在九江城外俘虏了三百多敌军。
其中有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腿上中了一枪，我让军医给他包扎。
他跪下来给我磕头，说谢谢大老爷不杀之恩。
我把他扶起来，问他为什么当兵。
他说他爹欠了地主三块大洋，把他卖给招兵的顶了债。
他从入伍到被俘，一共开了两枪，一枪打在天上，一枪打在河里。”
沈砚之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船舱里散开，遮住了他的表情。
“周先生，我在战场上跟无数人拼过命，有满清的、袁世凯的、段祺瑞的、孙传芳的。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打败了，可我回头一看，那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还是跪在那里。
谁让他跪下的？
不是我，是那三块大洋。
这十六年来，我打倒了太多人，可那三块大洋还压在千千万万的人头上，一点都没少。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帮人打了十几年仗，到底打的是什么？”
船舱里安静了很久。
江风从乌篷的缝隙里钻进来，把桌上那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吹得哗啦啦地翻，停在某一页上。
那一页的标题是《庶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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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他身中七弹，还站在城墙上挥旗。
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喊救命，是喊‘老沈，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
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收信人是他娘。
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南方的冬天用不着。”
沈砚之停了下来，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
茶早就凉透了，苦得他皱了一下眉。
“周先生，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
我跟你讲两个故事。”
周先生正襟危坐，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
“第一个故事。
护国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
弹尽粮绝，伤兵没有药，在战壕里烂着等死。
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交出部队，军饷加倍、弹药优先补充，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
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问我怎么回。
我说不用回，然后我走出指挥部，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咱们死在这里，值不值？
’没人回答我。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值不值，不用回答。”
周先生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二个故事。
去年我在江西打孙传芳，在九江城外俘虏了三百多敌军。
其中有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腿上中了一枪，我让军医给他包扎。
他跪下来给我磕头，说谢谢大老爷不杀之恩。
我把他扶起来，问他为什么当兵。
他说他爹欠了地主三块大洋，把他卖给招兵的顶了债。
他从入伍到被俘，一共开了两枪，一枪打在天上，一枪打在河里。”
沈砚之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船舱里散开，遮住了他的表情。
“周先生，我在战场上跟无数人拼过命，有满清的、袁世凯的、段祺瑞的、孙传芳的。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打败了，可我回头一看，那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还是跪在那里。
谁让他跪下的？
不是我，是那三块大洋。
这十六年来，我打倒了太多人，可那三块大洋还压在千千万万的人头上，一点都没少。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帮人打了十几年仗，到底打的是什么？”
船舱里安静了很久。
江风从乌篷的缝隙里钻进来，把桌上那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吹得哗啦啦地翻，停在某一页上。
那一页的标题是《庶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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