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又遭到了查禁，也正欲谋去路；因此，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邀请。
一九二○年底，陈独秀把上海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就离沪赴粤了；《新青年》杂志社也随同迁至广州，继续出版发行。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之职。
此前，广州已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所谓**；陈独秀抵粤后即与这一组织进行了接触；但因政见不同，陈独秀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败北，该组织也随之解散。
于是，陈独秀与广东高明人谭平山、广东南海人陈公博、广东高明人谭植棠等人组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名符其实的广州**。
接着，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劳动者》刊物及机器工人夜校，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广东这块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
而此时，北京的张申府作为蔡元培的秘书随同赴法国，应邀于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逻辑学。
因为，李大钊、陈独秀在行前就嘱咐他到法国后须在旅欧学生中建立组织以求发展；于是，张申府与后来到达的四川酉阳人赵世炎、湖南长沙人陈公培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组，并介绍先期到达巴黎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天津人刘清扬加入该组织。
且，维经斯基回国后，列宁又派遣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虽是荷兰鹿特丹人，但曾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参加过当地荷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并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此，对东方社会十分了解。
斯内夫利特此次受命赴华，负有协助创建中国**及在上海筹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取道欧洲抵达中国，与经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在上海会合。
两人抵达上海后，即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与受陈独秀委托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双方交换情况后，马林即建议并敦促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宣告中国**的成立。
此时，陈独秀尚在广州，李大钊远在北京；于是，李达与李汉俊分别致函征询两人。
其实，陈独秀与李大钊也早有所思；觉得已经成立的**组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工作有所作为，确已到了应将各地的**组整合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时候了；两人不谋而合，都同意筹建中国**。
只是，陈独秀不想受控于人打算走**自主的建党路线；而马林来华目的不仅是要帮助创建中国**，而更是想把中国**纳入共产国际之中，并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因此，陈独秀与马林两人所思可谓是南辕北辙存在分歧而一时难以合作。
但是，陈独秀欲**建党却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因为，一旦建党，仅党务运作就需一笔不的经费；而各地**组成员中多是年轻学生，大多都没有工作无收入来源，这党务运作所需的经费从何筹集？
虽然，也有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已任教职；但除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有较高的薪俸外，别的几位均收入微薄没有多少余资可供党用。
看来，单靠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薪酬中挤出部分来支用是难以为济的；但这却是不允回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顿时让陈独秀感到为难了。
正在陈独秀犯难之时，马林却慷慨地许诺“中国**成立后的一切运作经费，可由共产国际全额给予无偿援助”。
马林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帮陈独秀解了一道难题，陈独秀愁眉舒展了心中大悦这才表示了愿意与他合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接着，就着手筹建，准备召集各地的**组在上海会议，以组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全国性政党即中国**。
但因，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则委托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具体筹办。
李达与李汉俊得到陈独秀的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于是，一面选址与安排议程，一面则给各地的**组发函通知，要求已建有**组的地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代表大会。
当时，已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六个地区及旅日、旅欧的学生中建立了**组，共有成员五十三人。
各**组接到李达的来函后均表示赞同与响应，除了旅欧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组都派遣了代表赴沪。
武汉组派遣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组派遣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组派遣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派遣陈公博，旅日组派遣周佛海，上海组的代表就是李汉俊与李达。
陈独秀因在广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且其时正在为广东大学修建校舍之事四处奔波忙于筹款而一时脱不了身。
当时，武汉组的包惠僧正在广州；因包惠僧是记者，来去自由；于是，陈独秀就委托包惠僧作为他本人的代表出席会议。
同时，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包惠僧转达；陈独秀在信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民主、纪律、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四点意见，可见其对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视。
然而，此时的北京组，正忙于一场索薪斗争。
原来，一九二一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竟然停止支付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及教职员工薪俸。
于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于三月十四日起罢教、罢工，与北洋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同时，八所学校还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为联席会议主席。
一个月后，因马叙伦生病，被推举为联席会议新闻干事的李大钊代理了马叙伦的联席会议主席之职。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教职员工代表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却遭到了军警的殴打致使头部受伤；伤愈后，李大钊仍领导大家坚持索薪斗争。
时至七月，索薪斗争已历时数月却尚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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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底，陈独秀把上海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就离沪赴粤了；《新青年》杂志社也随同迁至广州，继续出版发行。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之职。
此前，广州已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所谓**；陈独秀抵粤后即与这一组织进行了接触；但因政见不同，陈独秀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败北，该组织也随之解散。
于是，陈独秀与广东高明人谭平山、广东南海人陈公博、广东高明人谭植棠等人组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名符其实的广州**。
接着，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劳动者》刊物及机器工人夜校，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广东这块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
而此时，北京的张申府作为蔡元培的秘书随同赴法国，应邀于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逻辑学。
因为，李大钊、陈独秀在行前就嘱咐他到法国后须在旅欧学生中建立组织以求发展；于是，张申府与后来到达的四川酉阳人赵世炎、湖南长沙人陈公培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组，并介绍先期到达巴黎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天津人刘清扬加入该组织。
且，维经斯基回国后，列宁又派遣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虽是荷兰鹿特丹人，但曾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参加过当地荷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并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此，对东方社会十分了解。
斯内夫利特此次受命赴华，负有协助创建中国**及在上海筹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取道欧洲抵达中国，与经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在上海会合。
两人抵达上海后，即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与受陈独秀委托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双方交换情况后，马林即建议并敦促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宣告中国**的成立。
此时，陈独秀尚在广州，李大钊远在北京；于是，李达与李汉俊分别致函征询两人。
其实，陈独秀与李大钊也早有所思；觉得已经成立的**组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工作有所作为，确已到了应将各地的**组整合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时候了；两人不谋而合，都同意筹建中国**。
只是，陈独秀不想受控于人打算走**自主的建党路线；而马林来华目的不仅是要帮助创建中国**，而更是想把中国**纳入共产国际之中，并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因此，陈独秀与马林两人所思可谓是南辕北辙存在分歧而一时难以合作。
但是，陈独秀欲**建党却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因为，一旦建党，仅党务运作就需一笔不的经费；而各地**组成员中多是年轻学生，大多都没有工作无收入来源，这党务运作所需的经费从何筹集？
虽然，也有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已任教职；但除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有较高的薪俸外，别的几位均收入微薄没有多少余资可供党用。
看来，单靠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薪酬中挤出部分来支用是难以为济的；但这却是不允回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顿时让陈独秀感到为难了。
正在陈独秀犯难之时，马林却慷慨地许诺“中国**成立后的一切运作经费，可由共产国际全额给予无偿援助”。
马林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帮陈独秀解了一道难题，陈独秀愁眉舒展了心中大悦这才表示了愿意与他合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接着，就着手筹建，准备召集各地的**组在上海会议，以组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全国性政党即中国**。
但因，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则委托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具体筹办。
李达与李汉俊得到陈独秀的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于是，一面选址与安排议程，一面则给各地的**组发函通知，要求已建有**组的地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代表大会。
当时，已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六个地区及旅日、旅欧的学生中建立了**组，共有成员五十三人。
各**组接到李达的来函后均表示赞同与响应，除了旅欧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组都派遣了代表赴沪。
武汉组派遣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组派遣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组派遣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派遣陈公博，旅日组派遣周佛海，上海组的代表就是李汉俊与李达。
陈独秀因在广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且其时正在为广东大学修建校舍之事四处奔波忙于筹款而一时脱不了身。
当时，武汉组的包惠僧正在广州；因包惠僧是记者，来去自由；于是，陈独秀就委托包惠僧作为他本人的代表出席会议。
同时，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包惠僧转达；陈独秀在信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民主、纪律、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四点意见，可见其对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视。
然而，此时的北京组，正忙于一场索薪斗争。
原来，一九二一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竟然停止支付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及教职员工薪俸。
于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于三月十四日起罢教、罢工，与北洋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同时，八所学校还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为联席会议主席。
一个月后，因马叙伦生病，被推举为联席会议新闻干事的李大钊代理了马叙伦的联席会议主席之职。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教职员工代表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却遭到了军警的殴打致使头部受伤；伤愈后，李大钊仍领导大家坚持索薪斗争。
时至七月，索薪斗争已历时数月却尚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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