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不敢太过妄为了；但事已至此，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不甘心就此罢休无果而返；且乘虚而入侵占中国是既定方针，岂能因受外部压力而轻易改变或放弃？
几个月下来，大隈重信眼见得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且被拖了这么久，已是急不可待了；因此，大隈重信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胁迫中国就范，非要袁世凯签《约》不可，即使因此会遭到美、俄、英等国干涉也在所不惜了。
于是，大隈重信下令日军增兵东北、山东、福建等地，摆出一副谈判破裂即开战的架势。
而此时的美、俄、英等国，对日发出《照会》后得到了日本的回复；见日本所要的无非是他们自己曾经要过、或也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倒认为是情理之中无须大惊怪了；且日本所要的并没有损及到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就觉得犯不着为此而与日本抬杠。
何况，欧战正如火如荼，各国列强实在也没有太多精力与能力来管中、日之间的这些闲事；因此，对日喊上几句后都作壁上观了。
大隈重信见美、俄、英等国已退避三舍，也就更欲放胆而为了；于是，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在四十八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就要付诸武力。
至此，袁世凯的拖字诀不管用了，到了该抉择与摊牌的时候。
袁世凯赶紧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及各部总长再商对策，但众皆面面相觑无有良策；唯有段祺瑞仍持强硬态度，主张“动员军队，与日决战”。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却没有这个胆。
他担心的是，一旦真的与日本开战了，论中日双方的实力，中国是必败无疑；届时，非但国家难保，连自己的大总统之位也会丢掉；而若是依从了，虽然会背上几句骂名，但可免遭甲兵之祸，还能换来日本人对他自己称帝的支持；人皆有避祸趋利之心，在眼下利弊得失如此明白的情况下，怎可做自取灭亡的傻事呢？
所以，孰取孰舍已是不必再分，而应快刀斩乱麻地不该再犹豫恍惚。
袁世凯如此权衡后，也就决定向日本妥协了；只是，当着众人的面，袁世凯还是显得十分悲怆地了几句：“芝泉所言，何尝非吾所思；然国力未充，难与强虏兵戎相见；断不可一意孤行，重蹈甲午之辙；故只可暂时忍辱，卧薪尝胆，以图重振。”
就这样，在软磨硬抗了几个月后，袁世凯终于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而屈膝了，就在五月九日的最后期限前答应了接受《二十一条》。
好在，此时的大隈重信虽然外表上仍盛气凌人；但是，因受到多方谴责，内心却是虚了许多；所以，只求早日签《约》以让他脸上能光鲜一些；因此，所索要的东西也就少了许多。
且又因为，日本在告知美、俄、英等国时，没敢将第五部分内容明言；此时，日方也就不敢将这部分内容再提及而晓示天下；如此，倒是让袁世凯稍为松了一口气。
因而，在正式签约前，中、日双方对《二十一条》进行了修订；修订时，陆征祥又作了一番抗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将原第五部分的内容删除，条款也由原来的二十一条删减为了十二条。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经修改后的新《条约》终于签订，定名曰《中日条约》。
因为，中、日双方政府都担心再由此引出麻烦；所以，《中日条约》的签订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史家又称其为《中日密约》。
而事后，袁世凯害怕国人反对，从没敢公布；因此，国人只知道曾经有过、但尚未签署的《二十一条》，却不知道已有了新的什么《中日条约》。
在此后数年，国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二十一条》没有签署，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算是真的为国人争了气呢。
不过，作为内阁成员、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当然知情；但慑于袁世凯，也就不敢向外泄密而坏了袁世凯的好事；然而，一直持强硬态度的段祺瑞见自己的反对无效，心中甚是不爽，遂向袁世凯称病告假了。
袁世凯明白段祺瑞病源缘由，也就不勉强；只是，须待他请出王士珍后方允准假。
王士珍，直隶正定人；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王士珍就是他的幕僚；无论是为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或在天津站练兵时，均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器重。
北洋军中曾有北洋三杰之誉，被称道的即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人；王士珍被喻为“龙”，段祺瑞被喻为“虎”，冯国璋被喻为“豹”，可见王士珍乃三杰之冠实不简单。
后来，王士珍又因才而被清庭重用；慈禧太后破例地授王士珍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封陆军侍郎衔，并外放江北提督，显耀至极。
也因此，王士珍对满清皇朝甚是效忠；辛亥年满清皇朝垮台后，王士珍即退隐乡里不愿在民国政府中为官；袁世凯曾多次《函》邀，均被婉言谢绝了。
此次，段祺瑞称病告假，袁世凯遂又想到了王士珍；且袁世凯欲称帝，也正需要王士珍这般对君王十分忠心的人来为自己吆喝抬轿。
于是，袁世凯派了其子袁克定专车去请王士珍出山，却又被婉拒了。
王士珍没被请到，袁世凯就不放段祺瑞走；因此，段祺瑞只得亲自去往正定相请。
但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是轻易请不来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车到直隶正定后，他派人以“段帅出巡，途经贵乡宝地；念及聘卿公旧谊，本欲登门拜访；然因公务缠身，难在正定停留多时，故敬请车上相叙，望聘卿公见谅。”之，邀请王士珍车上相叙。
王士珍与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同僚，尚有旧谊；今日，段祺瑞到访而特地邀聚，岂可推诿？
于是，王士珍欣然去与段祺瑞相聚叙旧了。
谁知，王士珍登上段祺瑞的专车后；机车即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缓缓启动了，专注于叙旧的王士珍却毫不察觉；待等王士珍感觉到，列车已直奔北京而去了。
就这样，段祺瑞终于巧计将王士珍请到了北京；袁世凯这才准了段祺瑞的假，由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之职。
此虽属题外话，但读来有味，故记。
而《中日条约》的签订，中、日间的危机终于暂时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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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下来，大隈重信眼见得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且被拖了这么久，已是急不可待了；因此，大隈重信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胁迫中国就范，非要袁世凯签《约》不可，即使因此会遭到美、俄、英等国干涉也在所不惜了。
于是，大隈重信下令日军增兵东北、山东、福建等地，摆出一副谈判破裂即开战的架势。
而此时的美、俄、英等国，对日发出《照会》后得到了日本的回复；见日本所要的无非是他们自己曾经要过、或也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倒认为是情理之中无须大惊怪了；且日本所要的并没有损及到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就觉得犯不着为此而与日本抬杠。
何况，欧战正如火如荼，各国列强实在也没有太多精力与能力来管中、日之间的这些闲事；因此，对日喊上几句后都作壁上观了。
大隈重信见美、俄、英等国已退避三舍，也就更欲放胆而为了；于是，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在四十八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就要付诸武力。
至此，袁世凯的拖字诀不管用了，到了该抉择与摊牌的时候。
袁世凯赶紧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及各部总长再商对策，但众皆面面相觑无有良策；唯有段祺瑞仍持强硬态度，主张“动员军队，与日决战”。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却没有这个胆。
他担心的是，一旦真的与日本开战了，论中日双方的实力，中国是必败无疑；届时，非但国家难保，连自己的大总统之位也会丢掉；而若是依从了，虽然会背上几句骂名，但可免遭甲兵之祸，还能换来日本人对他自己称帝的支持；人皆有避祸趋利之心，在眼下利弊得失如此明白的情况下，怎可做自取灭亡的傻事呢？
所以，孰取孰舍已是不必再分，而应快刀斩乱麻地不该再犹豫恍惚。
袁世凯如此权衡后，也就决定向日本妥协了；只是，当着众人的面，袁世凯还是显得十分悲怆地了几句：“芝泉所言，何尝非吾所思；然国力未充，难与强虏兵戎相见；断不可一意孤行，重蹈甲午之辙；故只可暂时忍辱，卧薪尝胆，以图重振。”
就这样，在软磨硬抗了几个月后，袁世凯终于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而屈膝了，就在五月九日的最后期限前答应了接受《二十一条》。
好在，此时的大隈重信虽然外表上仍盛气凌人；但是，因受到多方谴责，内心却是虚了许多；所以，只求早日签《约》以让他脸上能光鲜一些；因此，所索要的东西也就少了许多。
且又因为，日本在告知美、俄、英等国时，没敢将第五部分内容明言；此时，日方也就不敢将这部分内容再提及而晓示天下；如此，倒是让袁世凯稍为松了一口气。
因而，在正式签约前，中、日双方对《二十一条》进行了修订；修订时，陆征祥又作了一番抗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将原第五部分的内容删除，条款也由原来的二十一条删减为了十二条。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经修改后的新《条约》终于签订，定名曰《中日条约》。
因为，中、日双方政府都担心再由此引出麻烦；所以，《中日条约》的签订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史家又称其为《中日密约》。
而事后，袁世凯害怕国人反对，从没敢公布；因此，国人只知道曾经有过、但尚未签署的《二十一条》，却不知道已有了新的什么《中日条约》。
在此后数年，国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二十一条》没有签署，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算是真的为国人争了气呢。
不过，作为内阁成员、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当然知情；但慑于袁世凯，也就不敢向外泄密而坏了袁世凯的好事；然而，一直持强硬态度的段祺瑞见自己的反对无效，心中甚是不爽，遂向袁世凯称病告假了。
袁世凯明白段祺瑞病源缘由，也就不勉强；只是，须待他请出王士珍后方允准假。
王士珍，直隶正定人；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王士珍就是他的幕僚；无论是为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或在天津站练兵时，均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器重。
北洋军中曾有北洋三杰之誉，被称道的即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人；王士珍被喻为“龙”，段祺瑞被喻为“虎”，冯国璋被喻为“豹”，可见王士珍乃三杰之冠实不简单。
后来，王士珍又因才而被清庭重用；慈禧太后破例地授王士珍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封陆军侍郎衔，并外放江北提督，显耀至极。
也因此，王士珍对满清皇朝甚是效忠；辛亥年满清皇朝垮台后，王士珍即退隐乡里不愿在民国政府中为官；袁世凯曾多次《函》邀，均被婉言谢绝了。
此次，段祺瑞称病告假，袁世凯遂又想到了王士珍；且袁世凯欲称帝，也正需要王士珍这般对君王十分忠心的人来为自己吆喝抬轿。
于是，袁世凯派了其子袁克定专车去请王士珍出山，却又被婉拒了。
王士珍没被请到，袁世凯就不放段祺瑞走；因此，段祺瑞只得亲自去往正定相请。
但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是轻易请不来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车到直隶正定后，他派人以“段帅出巡，途经贵乡宝地；念及聘卿公旧谊，本欲登门拜访；然因公务缠身，难在正定停留多时，故敬请车上相叙，望聘卿公见谅。”之，邀请王士珍车上相叙。
王士珍与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同僚，尚有旧谊；今日，段祺瑞到访而特地邀聚，岂可推诿？
于是，王士珍欣然去与段祺瑞相聚叙旧了。
谁知，王士珍登上段祺瑞的专车后；机车即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缓缓启动了，专注于叙旧的王士珍却毫不察觉；待等王士珍感觉到，列车已直奔北京而去了。
就这样，段祺瑞终于巧计将王士珍请到了北京；袁世凯这才准了段祺瑞的假，由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之职。
此虽属题外话，但读来有味，故记。
而《中日条约》的签订，中、日间的危机终于暂时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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