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转而又想，黎元洪毕竟仅是鄂军都督，实力不足，难以左右众多革命党人的行为；而革命党中势力遍布最广的同盟会，似有与黎元洪抗衡而左右大局之意；所以，仅与黎元洪谈，看来是不够的；若不与同盟会沟通，即使达成了最好的《协议》也会形同虚设。
想到此，袁世凯决定双管齐下了。
明的，派议和代表冠冕堂皇地与黎元洪谈；暗中，再派人设法与同盟会接触沟通，以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此，袁世凯自然的就想到了俩个人；一个是唐绍仪，另一个即是汪精卫。
唐绍仪，广东珠海人；早年任职朝鲜汉城领事时，就与同在朝鲜的袁世凯相识并结下友谊；且曾出任全权议约大臣，就**问题与英国谈判；推翻了英国与**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迫使英国承认中国对**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妄图将**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出任奉天巡抚时，采用“联美制日”之策，既遏制了日本欲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又使美国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
所以，唐绍仪可谓是谈判高手；于是，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谈判。
而汪精卫，是袁世凯早就布下的一颗棋子，现在该派上用场了。
此前，汪精卫已通过四川江津县人朱芾煌，与南方革命党人有过信函往来，希图“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而举袁世凯为总统”，并已探知黎元洪、黄兴等人都有此意。
而今，汪精卫获知袁世凯欲行和议，即决定南返以助袁世凯一臂之力，促和议成功。
这正合袁世凯之意，俩人又密商多时，汪精卫遂辞行而去。
袁世凯派出唐绍仪和汪精卫后，又密函至驻于汉阳的段祺瑞，授意他“配合和议，力促成功”。
而此时，南方革命党人正在忙于筹建全国性的革命政权，首先想到这一点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
上海光复后，浙、闽、皖及江苏的大部也相继光复；陈其美眼看全国已有十多个省被光复，革命党人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已是水到渠成正当其时了。
当然，陈其美欲建中央政权另有谋算；因为，陈其美面对着一个不容置疑且令其忧心的现实。
即是，各省举事时，同盟会员在其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起义成功后的各省军政府中执掌大权的却多是别人，或是其它会党、或是清军中的反正人员，有的甚至是旧官僚换汤不换药地换了块牌子而已，真正由同盟会执政的仅有广东与上海两地。
因此，陈其美不免担心，如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到头来同盟会却没捞到多少实惠，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虽然，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在全国的声望提高了，各省军政府中也都有同盟会的影子；但是，仅有名声何用？
若是继续目前各自为政的现状，同盟会永远操控不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
唯一能改善这个局面的，只有尽快建立革命党的中央政府；而凭着同盟会”目前尚享有的声望，料想中央政府中执掌大权、占据要位的，看来是非同盟会莫属，陈其美对此却甚是自信。
再，满清皇朝虽已摇摇欲坠了，但毕竟还有北洋军这支劲旅撑着；革命党人似若一盘散沙，如何克敌？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怎能实现？
所以，无论与公与私而言，建立革命党的中央政权都是势在必行且迟疑不得，陈其美急切希望将此事付诸实施。
为此，陈其美征求了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的意见，俩人即表赞同。
于是，仨人联名《通电》全国，邀请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来沪，共商筹建全国革命党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黎元洪也《通电》各省，邀请各省军政府速派代表来鄂共商国事。
黎元洪的邀请，一则是，湖北因首义之地而遭到满清政府的重兵征伐；甚有孤军抵敌难济之虞，也欲联络各省同心协力，以使鄂军减轻压力；二则是，黎元洪欲求停战，袁世凯却道：“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谈。”因此，黎元洪也急欲与各省沟通征得同意；故而，也电邀各省了。
这么一来，各省军政府却不知道该应谁的邀了。
于是，各省代表就分成了两拨，一拨去了上海，一拨去了武昌。
十一月十二日，苏、闽、浙、皖、赣等省的代表会聚于上海，陈其美即与会议。
经过二天会商，做出了“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议决》。
但鉴于眼下尚处于南北对峙战事未息，且武昌乃首义之地，遂又决定：“在武昌设革命军中央政府，并设正、副大元帅；大元帅人选未定前，由鄂军都督主持革命军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而将“中华民国临时议会设于上海”。
上海的这个《决议》传到武昌后，聚集在武昌的粤、滇、湘、鄂、秦、晋等省代表哗然了；皆认为，陈其美背着他们搞所谓的《上海决议》，没能代表他们的意见，所以不予接受。
湖北代表则干脆直言：“既然革命军中央政府设在武昌，代表会议也应在革命军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召开。”
此时，黎元洪也觉得，这个代表会议的主持权必须争到手；否则，自己身为首议之地的鄂军都督也就脸上无光了。
于是，黎元洪派遣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居正，赶赴上海去将在沪的各省代表邀至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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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此，袁世凯决定双管齐下了。
明的，派议和代表冠冕堂皇地与黎元洪谈；暗中，再派人设法与同盟会接触沟通，以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此，袁世凯自然的就想到了俩个人；一个是唐绍仪，另一个即是汪精卫。
唐绍仪，广东珠海人；早年任职朝鲜汉城领事时，就与同在朝鲜的袁世凯相识并结下友谊；且曾出任全权议约大臣，就**问题与英国谈判；推翻了英国与**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迫使英国承认中国对**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妄图将**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出任奉天巡抚时，采用“联美制日”之策，既遏制了日本欲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又使美国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
所以，唐绍仪可谓是谈判高手；于是，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谈判。
而汪精卫，是袁世凯早就布下的一颗棋子，现在该派上用场了。
此前，汪精卫已通过四川江津县人朱芾煌，与南方革命党人有过信函往来，希图“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而举袁世凯为总统”，并已探知黎元洪、黄兴等人都有此意。
而今，汪精卫获知袁世凯欲行和议，即决定南返以助袁世凯一臂之力，促和议成功。
这正合袁世凯之意，俩人又密商多时，汪精卫遂辞行而去。
袁世凯派出唐绍仪和汪精卫后，又密函至驻于汉阳的段祺瑞，授意他“配合和议，力促成功”。
而此时，南方革命党人正在忙于筹建全国性的革命政权，首先想到这一点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
上海光复后，浙、闽、皖及江苏的大部也相继光复；陈其美眼看全国已有十多个省被光复，革命党人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已是水到渠成正当其时了。
当然，陈其美欲建中央政权另有谋算；因为，陈其美面对着一个不容置疑且令其忧心的现实。
即是，各省举事时，同盟会员在其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起义成功后的各省军政府中执掌大权的却多是别人，或是其它会党、或是清军中的反正人员，有的甚至是旧官僚换汤不换药地换了块牌子而已，真正由同盟会执政的仅有广东与上海两地。
因此，陈其美不免担心，如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到头来同盟会却没捞到多少实惠，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虽然，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在全国的声望提高了，各省军政府中也都有同盟会的影子；但是，仅有名声何用？
若是继续目前各自为政的现状，同盟会永远操控不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
唯一能改善这个局面的，只有尽快建立革命党的中央政府；而凭着同盟会”目前尚享有的声望，料想中央政府中执掌大权、占据要位的，看来是非同盟会莫属，陈其美对此却甚是自信。
再，满清皇朝虽已摇摇欲坠了，但毕竟还有北洋军这支劲旅撑着；革命党人似若一盘散沙，如何克敌？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怎能实现？
所以，无论与公与私而言，建立革命党的中央政权都是势在必行且迟疑不得，陈其美急切希望将此事付诸实施。
为此，陈其美征求了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的意见，俩人即表赞同。
于是，仨人联名《通电》全国，邀请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来沪，共商筹建全国革命党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黎元洪也《通电》各省，邀请各省军政府速派代表来鄂共商国事。
黎元洪的邀请，一则是，湖北因首义之地而遭到满清政府的重兵征伐；甚有孤军抵敌难济之虞，也欲联络各省同心协力，以使鄂军减轻压力；二则是，黎元洪欲求停战，袁世凯却道：“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谈。”因此，黎元洪也急欲与各省沟通征得同意；故而，也电邀各省了。
这么一来，各省军政府却不知道该应谁的邀了。
于是，各省代表就分成了两拨，一拨去了上海，一拨去了武昌。
十一月十二日，苏、闽、浙、皖、赣等省的代表会聚于上海，陈其美即与会议。
经过二天会商，做出了“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议决》。
但鉴于眼下尚处于南北对峙战事未息，且武昌乃首义之地，遂又决定：“在武昌设革命军中央政府，并设正、副大元帅；大元帅人选未定前，由鄂军都督主持革命军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而将“中华民国临时议会设于上海”。
上海的这个《决议》传到武昌后，聚集在武昌的粤、滇、湘、鄂、秦、晋等省代表哗然了；皆认为，陈其美背着他们搞所谓的《上海决议》，没能代表他们的意见，所以不予接受。
湖北代表则干脆直言：“既然革命军中央政府设在武昌，代表会议也应在革命军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召开。”
此时，黎元洪也觉得，这个代表会议的主持权必须争到手；否则，自己身为首议之地的鄂军都督也就脸上无光了。
于是，黎元洪派遣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居正，赶赴上海去将在沪的各省代表邀至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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