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派遣宋教仁、胡瑛赴鄂，杨笃生、章士钊赴沪，设立华兴会的支部以作外围。
另派陈天华、姚宏业、周维桢等人分赴赣、川，或游防营统领，或联络当地会党；一旦长沙起事，各地即予响应。
黄兴则亲赴湘潭，与当地的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联络，以共图大业。
而两湖留日学生刘道一等人，也欲回国参与起义。
华兴会还在长沙吴门正街开办了个东讲习所，以教授日语、算学为名培训会员，同时也供各方联络之用。
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准备可谓是周全充分，只待时日一到即行举事。
可谁知，此时有一翰林院庶吉士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也办了个湖南炼矿总公司，故而对同样搞矿业的华兴公司甚是关注；出于同业竞争之需，王先谦常派人打探；谁知，却让他无意中探知了华兴会及长沙起义的一些内情。
王先谦急忙向湖南巡抚陆元鼎密告，陆元鼎闻报后知情况紧急立即下令严加侦缉。
结果，参与起义的会党头目何少卿、郭鹤卿、萧桂生、游德胜等多人，先后在湘潭、醴陵、长沙等地被捕，华兴会在长沙的总部也遭到了查抄。
正在西园议事的黄兴、刘揆一等人见事情已经败露，只得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华兴会的长沙起义也就流产了。
长沙起义失败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只身逃往广西。
翌年，他化名陈佑衡，返回湖南欲再举事；不幸在萍乡被清兵发觉，手刃数名清兵后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遇害。
而黄兴等人到了上海后，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会议，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
却又谁知，华兴会设在上海黄浦余庆里的机关忽又遭到破坏，此举又未能如愿了。
于是，黄兴、章士钊等人也被迫东渡流亡日本。
此时，孙中山因惠州起义受挫后，也正在日本欲重振旗鼓。
眼见得国内的反清浪潮仍一浪高于一浪无有终时，但却都屡屡受挫。
经此挫折后，孙中山省悟了“满清皇朝虽已是风烛残年为时不长了，但革命者如此各自为政毕竟显得势单力薄屡试屡挫；故而，须将众多革命力量汇聚整合，方能使大业有成。”
于是，孙中山决定与各方联络以求整合，共谋反清大业。
此时，恰有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牵线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相识了；俩人在一家名叫凤乐园的中餐馆相聚，坦诚畅叙各抒心声，甚是志同道合且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后，又在日本黑龙会首任主干内田良平的斡旋下，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联合，决定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于是，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就在黑龙会的东京总部内，兴中会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再次磋商后终于同意联合成立同盟会，并同意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
此时，光复会有许多成员也因清政府的迫害而流落在日本。
光复会的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与同盟会的宗旨相近。
故而，正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成员陶成章、蔡元培、秋瑾等人也加入了同盟会。
于是，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举行了成立大会；除甘肃因无留日学生没人出席外，国内的十七个省均有代表约百余人参加。
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并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同盟会在东京本部的工作；宋教仁、程家柽、田桐、邓家彦、汪精卫等人则分管东京本部的具体事务。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设置本部后，又下设了九个支部；国内设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等五个支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等四个支部。
同时，大会还通过以《二十一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提出了有关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至此，一个纲领明确、组织严密的全国性政党终于诞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新的征程。
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即派人将其迎至东京，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受孙中山之托主编《民报》。
且，湖南的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虽被杀害，但其会党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及湖南的浏阳、醴陵等县农民中的基础组织却并没有被破坏，并推举湖南浏阳人龚春台为洪江会总首领。
同盟会成立后的翌年春，黄兴派遣同盟会干事湖南衡山人刘道一与其同仁、湖南醴陵人蔡绍南回湖南，联络当地会党再举义旗。
俩人抵达长沙后，决定刘道一留在长沙运动新军，而蔡绍南则去联络龚春台，约定于年底两地同时举事。
蔡绍南与龚春台联络后，即协助其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县交界的麻石作为据点，发展会众为起义做准备。
然而，龚春台等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清庭地方官吏的警觉；于是，三县的清军联手对麻石实施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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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派陈天华、姚宏业、周维桢等人分赴赣、川，或游防营统领，或联络当地会党；一旦长沙起事，各地即予响应。
黄兴则亲赴湘潭，与当地的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联络，以共图大业。
而两湖留日学生刘道一等人，也欲回国参与起义。
华兴会还在长沙吴门正街开办了个东讲习所，以教授日语、算学为名培训会员，同时也供各方联络之用。
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准备可谓是周全充分，只待时日一到即行举事。
可谁知，此时有一翰林院庶吉士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也办了个湖南炼矿总公司，故而对同样搞矿业的华兴公司甚是关注；出于同业竞争之需，王先谦常派人打探；谁知，却让他无意中探知了华兴会及长沙起义的一些内情。
王先谦急忙向湖南巡抚陆元鼎密告，陆元鼎闻报后知情况紧急立即下令严加侦缉。
结果，参与起义的会党头目何少卿、郭鹤卿、萧桂生、游德胜等多人，先后在湘潭、醴陵、长沙等地被捕，华兴会在长沙的总部也遭到了查抄。
正在西园议事的黄兴、刘揆一等人见事情已经败露，只得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华兴会的长沙起义也就流产了。
长沙起义失败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只身逃往广西。
翌年，他化名陈佑衡，返回湖南欲再举事；不幸在萍乡被清兵发觉，手刃数名清兵后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遇害。
而黄兴等人到了上海后，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会议，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
却又谁知，华兴会设在上海黄浦余庆里的机关忽又遭到破坏，此举又未能如愿了。
于是，黄兴、章士钊等人也被迫东渡流亡日本。
此时，孙中山因惠州起义受挫后，也正在日本欲重振旗鼓。
眼见得国内的反清浪潮仍一浪高于一浪无有终时，但却都屡屡受挫。
经此挫折后，孙中山省悟了“满清皇朝虽已是风烛残年为时不长了，但革命者如此各自为政毕竟显得势单力薄屡试屡挫；故而，须将众多革命力量汇聚整合，方能使大业有成。”
于是，孙中山决定与各方联络以求整合，共谋反清大业。
此时，恰有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牵线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相识了；俩人在一家名叫凤乐园的中餐馆相聚，坦诚畅叙各抒心声，甚是志同道合且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后，又在日本黑龙会首任主干内田良平的斡旋下，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联合，决定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于是，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就在黑龙会的东京总部内，兴中会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再次磋商后终于同意联合成立同盟会，并同意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
此时，光复会有许多成员也因清政府的迫害而流落在日本。
光复会的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与同盟会的宗旨相近。
故而，正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成员陶成章、蔡元培、秋瑾等人也加入了同盟会。
于是，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举行了成立大会；除甘肃因无留日学生没人出席外，国内的十七个省均有代表约百余人参加。
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并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同盟会在东京本部的工作；宋教仁、程家柽、田桐、邓家彦、汪精卫等人则分管东京本部的具体事务。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设置本部后，又下设了九个支部；国内设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等五个支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等四个支部。
同时，大会还通过以《二十一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提出了有关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至此，一个纲领明确、组织严密的全国性政党终于诞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新的征程。
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即派人将其迎至东京，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受孙中山之托主编《民报》。
且，湖南的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虽被杀害，但其会党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及湖南的浏阳、醴陵等县农民中的基础组织却并没有被破坏，并推举湖南浏阳人龚春台为洪江会总首领。
同盟会成立后的翌年春，黄兴派遣同盟会干事湖南衡山人刘道一与其同仁、湖南醴陵人蔡绍南回湖南，联络当地会党再举义旗。
俩人抵达长沙后，决定刘道一留在长沙运动新军，而蔡绍南则去联络龚春台，约定于年底两地同时举事。
蔡绍南与龚春台联络后，即协助其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县交界的麻石作为据点，发展会众为起义做准备。
然而，龚春台等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清庭地方官吏的警觉；于是，三县的清军联手对麻石实施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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