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光绪皇帝也感到，大清朝衰弱至此，缘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朝政不振民生不济所致；欲想重振确须变法维新不可了。
于是，光绪皇帝依从高燮曾所言，打算重用康有为让其变法以求图强而保大清社稷。
故而，当守旧派、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再次参劾保国会并奏请皇上追究康有为等人之罪时，光绪皇帝即制止道：“会能保国，应谓大善，何须查究耶？”
光绪皇帝的一句话，顿使刚毅等人缄口了；所以，保国会虽然遭受了弹劾，却没有被封禁。
而此时，光绪皇帝身边以翁同和为首的大臣们，对于慈禧太后撤帘后仍处处钳制皇上深感不满；而后党势力狐假虎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也甚是令帝党派人士难以忍受。
所以，也竭力向光绪皇帝谏言听取民声顺应潮流实施变法；欲藉此削弱朝中各部的后党势力，并逼迫老佛爷真正还政给当今皇上。
翁同和等人的这一谋划，光绪皇帝也有所思。
其实，自从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心爱的女人珍妃打入冷宫后，光绪皇帝已对慈禧太后心存怨怼了；尔后，珍妃的胞兄、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也被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去了；而直言反对归政后的慈禧太后继续操纵朝政的户部侍郎长麟等人相继被革职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更是加深了。
所以，光绪皇帝也极希望能设法早日从慈禧太后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故而，起用康有为变法维新不失为可行之计。
然而，变法之事毕竟非同可；在慈禧太后仍对朝政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光绪皇帝还不敢冒险而为；唯恐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而受阻，只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再作打算。
然而，正在光绪皇帝还犹豫不决时，慈禧太后却出人意外地主动就此发声了。
原来，守旧派人士对康有为的弹劾，因光绪皇帝的偏袒而未成；御史杨深秀、大学士徐致靖等人不甘就此罢休，将状告到了老佛爷面前。
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却同样也因屡受列强欺凌而苦恼，且她对洋务本也有兴趣；现在听有人提出要变法维新，心想“与洋务无异，毋须过虑”，且又觉得“若能维新强国，有何不可？”所以，对于杨深秀等人攻讦的所谓“合群结社，聚众不道”之却也不当会事。
第二天，光绪皇帝到宁寿宫问安时，慈禧太后却放话道：“吾闻朝中诤言不绝，国是未定，何犹豫不决？
凡利国者，无分中、西，皆可宣学；汝可明《诏》天下，以去惑心。”并又明言心声：“不移祖制，余皆可为，吾不内制。”
慈禧太后如此放话，正是光绪皇帝求之不得的；因此，喏喏连声后赶紧退出照办。
于是，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即颁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维新。
《诏》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嗣后中外大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光绪皇帝的这道《明定国是诏》，让维新派人士吃了定心丸；于是，维新变法之声又盛了。
几天后，光绪皇帝在懋勤殿正式接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维新事宜。
康有为遂向光绪皇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维新主张；并详陈了具体方略：“改官制，裁冗员，用新人；停科举，废八股；练新军，用精械；惠农商，办实业，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通邮政，建学校，创报馆。”
同时，康有为还呈上了自己先前著作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字林沪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为变法维新时参照的蓝本。
凡此种种，对于光绪皇帝来是前所未闻，不由得引起了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光绪皇帝心中大悦，即赏赐康有为六品衔，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授予其可不受约束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经康有为推荐，在长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也奉《诏》进京，授以办理译书局；自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就可以直接为光绪皇帝献策，谋划变法维新大业了。
接着，康有为又上书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了变法三纲要：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
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
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操，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
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
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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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光绪皇帝依从高燮曾所言，打算重用康有为让其变法以求图强而保大清社稷。
故而，当守旧派、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再次参劾保国会并奏请皇上追究康有为等人之罪时，光绪皇帝即制止道：“会能保国，应谓大善，何须查究耶？”
光绪皇帝的一句话，顿使刚毅等人缄口了；所以，保国会虽然遭受了弹劾，却没有被封禁。
而此时，光绪皇帝身边以翁同和为首的大臣们，对于慈禧太后撤帘后仍处处钳制皇上深感不满；而后党势力狐假虎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也甚是令帝党派人士难以忍受。
所以，也竭力向光绪皇帝谏言听取民声顺应潮流实施变法；欲藉此削弱朝中各部的后党势力，并逼迫老佛爷真正还政给当今皇上。
翁同和等人的这一谋划，光绪皇帝也有所思。
其实，自从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心爱的女人珍妃打入冷宫后，光绪皇帝已对慈禧太后心存怨怼了；尔后，珍妃的胞兄、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也被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去了；而直言反对归政后的慈禧太后继续操纵朝政的户部侍郎长麟等人相继被革职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更是加深了。
所以，光绪皇帝也极希望能设法早日从慈禧太后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故而，起用康有为变法维新不失为可行之计。
然而，变法之事毕竟非同可；在慈禧太后仍对朝政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光绪皇帝还不敢冒险而为；唯恐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而受阻，只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再作打算。
然而，正在光绪皇帝还犹豫不决时，慈禧太后却出人意外地主动就此发声了。
原来，守旧派人士对康有为的弹劾，因光绪皇帝的偏袒而未成；御史杨深秀、大学士徐致靖等人不甘就此罢休，将状告到了老佛爷面前。
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却同样也因屡受列强欺凌而苦恼，且她对洋务本也有兴趣；现在听有人提出要变法维新，心想“与洋务无异，毋须过虑”，且又觉得“若能维新强国，有何不可？”所以，对于杨深秀等人攻讦的所谓“合群结社，聚众不道”之却也不当会事。
第二天，光绪皇帝到宁寿宫问安时，慈禧太后却放话道：“吾闻朝中诤言不绝，国是未定，何犹豫不决？
凡利国者，无分中、西，皆可宣学；汝可明《诏》天下，以去惑心。”并又明言心声：“不移祖制，余皆可为，吾不内制。”
慈禧太后如此放话，正是光绪皇帝求之不得的；因此，喏喏连声后赶紧退出照办。
于是，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即颁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维新。
《诏》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嗣后中外大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光绪皇帝的这道《明定国是诏》，让维新派人士吃了定心丸；于是，维新变法之声又盛了。
几天后，光绪皇帝在懋勤殿正式接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维新事宜。
康有为遂向光绪皇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维新主张；并详陈了具体方略：“改官制，裁冗员，用新人；停科举，废八股；练新军，用精械；惠农商，办实业，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通邮政，建学校，创报馆。”
同时，康有为还呈上了自己先前著作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字林沪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为变法维新时参照的蓝本。
凡此种种，对于光绪皇帝来是前所未闻，不由得引起了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光绪皇帝心中大悦，即赏赐康有为六品衔，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授予其可不受约束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经康有为推荐，在长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也奉《诏》进京，授以办理译书局；自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就可以直接为光绪皇帝献策，谋划变法维新大业了。
接着，康有为又上书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了变法三纲要：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
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
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操，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
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
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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