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组建水师能强军,而抵御外敌不愧是保国良策;虽然是花巨资买洋船而让洋人赚了钱去,但比起兵败后赔款还是合算的。

因为,在抵御外敌时,毕竟还得靠洋务派的实枪实弹,清流派的口水是抵挡不了外敌入侵的。

因此,慈禧太后拍板同意组建“三洋水师”了。

慈禧太后放话后,清流派也就喑声了;于是,朝堂上有关“该不该组建水师?”的争执暂告结束。

然而,组建水师毕竟需要巨额的资金,清政府一时难以筹措;因此,打算先建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而将广东水师暂缓。

于是,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署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洋务、海防等,并统领北洋水师;同时,命江苏巡抚丁日昌帮办北洋水师。

任命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南洋大臣,署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通商事务,并统领南洋水师。

并决定每年从关税中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水师”的费用。

此时,沈葆桢却奏道:“而今,国力薄弱,库银有限,不应分用;集可有为,分则难成,宜专事一师。

倭寇侵台,虽为事急,尚有福建水师可驱御。

东瀛处于北,欲将其拒之,北优于南;且海防万里,京津为要。

故当有主次之别,先筹北洋,后图别师,方为正着。”

沈葆祯如此大度地从全局着想而不谋私利,不愧为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令满朝武大臣肃然起敬了。

李鸿章也想不到沈葆祯竟会把仅有的一点经费全部让给他,心中自然高兴。

而慈禧太后听了,倒是也合她的意。

因为,在她也觉得,御敌为的是保国,而保国到底就是要保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保皇家的安泰;京城是皇家的所在地,保京城无虞也就自然的成为军国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别的当然全在其次。

沈葆祯所言也正如此,岂容异议?

于是,慈禧太后不假思索地就再次拍板;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决定将南洋水师也缓建,而是集中精力与仅有的银两优先创建北洋水师;待国力雄厚后,再以一化三,更创三洋水师。

如此决定后,朝庭每年划拨的四百万两白银也就全归北洋水师所用了;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乐不可言,欣然受命去筹办北洋水师了。

而沈葆桢则离京返回福建,又去经营福州船政局。

且,盘踞在台湾岛上的日本人,见清政府迟迟没有反应;于是,更是放胆地在岛上修筑道路增设营房打算长驻了;并强迫被征服的台湾原住民悬挂日本国旗,以示臣服。

于是,清庭又赶紧任命刚回到福建不久的沈葆祯为钦差大臣,会同福建布政使潘霨,率已有的福建水师前往台湾抵御日军。

此时的福建水师,已有福建船政局所造的分别命名为万年青、伏波、安澜、镇海、琛航等十多艘兵船编入其中,稍具规模了。

这些兵船虽然仍是木壳,但其驱动已用机械,较旧式的兵船已是好了许多;战力有所增强,已可用于征战。

于是,沈葆祯调拨了一万兵力,亲自统领福建水师,择日向台湾进发。

沈葆祯率军抵达台湾后,即刻部署准备与日军接战。

日军侵台统帅西乡从道眼见清军到来,倒也不肯示弱,宣称“将从本土调派大部队来台”。

沈葆祯担心仅有这一万兵力难以决胜,则向朝庭《奏》请援师。

李鸿章感于沈葆祯在择建南、北水师时的大度,即予以回报,命令部将唐定奎所率的淮军铭字十三营赴台增援沈葆祯。

唐定奎的铭字十三营经历过剿灭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争,可谓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劲旅。

同治十三年八月,唐定奎率军抵达台南的凤山。

沈葆祯多了这支近万人的劲旅后,底气足多了,同时,李鸿章又声称“将再派遣二万兵力抵台”,为沈葆祯撑腰。

如此,中日双方都宣称“还要增兵”,皆虚张声势地大有剑拔弩张不可收拾之势,但却僵持着谁也不想先开战。

不久,台湾岛上突然暴发了瘟疫,对峙的双方军队都感染了疫情。

清军因及时从福建调来了药品,才控制了疫情的漫延,但损伤也已不轻。

而日军却已因这场疫情不战而死了数百人,西乡从道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而打算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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