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仍咬住汪精卫不放，责问：“‘张、黄’俩人即使未与中＊共＊有直接勾结，但俩人所部中容有大量的中＊共＊党员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中＊共＊何以能在南昌成功举行起义？
且据，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
而这一切，皆因汪精卫怂恿、放纵所致。”
据此，李宗仁等人即提出了：“凡有‘通共、容共’之为者，应已丧失了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欲以此将汪精卫等人拒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门之外，这无疑是对汪精卫的又一当头棒喝。
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即回以：“‘特别委员会’已停权，党内个别派系无权决定与处置有关‘二届四中全会’之事宜。”
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预备会’期间，凡军、政要事均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有权裁决。”
如此，双方又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吵吵闹闹地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即因李宗仁、谢持等十多人《宣布》“退席”，“预备会”未能继续开下去、而被迫“休会”。
汪精卫与李宗仁在“预备会”上的交锋虽然没分胜负，但汪精卫心中确是有点虚了。
因为，他也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曾与中＊共＊有过的密切合作、确是自己的致命伤；而现在，已公开“**”了的汪精卫，很忌讳被人戴上“联共”或“容共”等“红帽子”；虽然，过去了的事情可既往不咎；但是，若真如“桂系”所指责的“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那么，李宗仁必会抓住这个把柄穷追猛打；自己也就有口难辩，下一轮再与“桂系”的交锋中则必败无疑了。
为此，汪精卫觉得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自己尚得心为上，得关照张发奎别在这一点上捅了漏子。
于是，汪精卫欲致《电》张发奎，要他“务必在第四军中实施‘清党’，以免授人以柄”；而为防走漏风声，特意派遣他的“妻子”陈璧君“亲赴广东”，当面向张发奎传达自己的《指示》。
汪精卫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准备如何对付“桂系”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预备会”，致使汪精卫在与李宗仁交锋时感到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他觉得应在“预备会”复会时设法把蒋介石请出，以共同对付“桂系”。
于是，汪精卫等人四处放话、要“请蒋介石出山”。
而受到“安＊国＊军”威胁的冯玉祥、阎锡山都致《电》蒋介石“力促他‘出山’”，以共同对付张作霖。
至此，尚在莫干山度蜜月的蒋介石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了；于是，他抛出了一份《致各委员书》，称：“国民革命之劲敌，决非军阀与**，唯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权威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拨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
武力既可为党之保障，亦可为扩充自己权势之工具；吾人今日必须尽力促进武装同志之觉悟，防止政客捣乱、把持，确定建立党的中央，提高党权，申明党纪。
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因所反对，即不能捐弃过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极抵制全体会议，亦无可谅恕。”
蒋介石的《致各委员书》中，虽以“武装同志、政客”泛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桂系”的，并对于李宗仁、谢持等人的“退席”而致使“预备会”休会、无可谅恕的消极抵制“全体会议”的行为予以了指责。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对“桂系”发难了；李宗仁自知难以再抵制，只得同意“‘预备会’于十二月十日复会”。
“预备会”复会后，汪精卫则干脆提出了一个《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声称：“此职乃去岁兴师‘北伐’之际，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于蒋同志者；蒋之能胜任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证明。
中间虽经‘宁、汉分裂’，情形扦格，然自‘宁、汉合作’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释，国民革命诸部队同归蒋节制，决无稍待冀图之理。
唯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
同时，汪精卫为表明自己的真诚，还指示陈公博“从广州的‘中央银行’中支出五十万元钱”作为蒋介石复职经费，竭尽了对蒋介石的阿谀奉承之态。
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力促“请蒋介石复职”。
《电》言：“玉祥、百川拟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
接着，何应钦、李济琛、刘湘、杨森等人也纷纷《通电》表示“要求蒋介石复职”；顿时，一股“要求蒋介石复职”的浪潮在国民党内涌起，不亚于一年前国民党内的“迎汪复职”之势。
虽然，李宗仁很不宁愿看到蒋介石“复出”，也知道汪精卫等人的用心所在；但是，面对一片强烈“要求蒋介石复职”之声，李宗仁不知所措了。
他知道，在此情势下，蒋介石的“复出”已是众望所归、难再阻遏；自己纵有不悦，也难以违悖众意；因此，李宗仁不得不故作姿态也表示了“欢迎蒋介石复职”。
只是，时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第六军军长”程潜，因与蒋介石有隙而反对他“复出”；不过，这已无碍于蒋介石的东山再起。
于是，十二月十日，即“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复会的第一天，汪精卫提议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顺利地通过了。
就这样，蒋介石在蛰伏五个月后、终于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
与此同时，汪精卫等人“要求解散‘特别委员会’”的《决议》也被通过；从而，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这场政治博弈，结果以蒋介石的胜出、李宗仁的败北而告终。
且，“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失利后，中＊共＊广东省委本打算配合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落空了；因此，不得不于十月十二日发出了“‘广州暴动’计划应即停止”的《指示》。
然而，已从粤东普宁脱险后回到香港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却不赞同这个《指示》。
于是，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香港召集了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
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指出：“不应因‘南昌起义军’南下受挫失败而气馁，而更应坚决勇敢地扛起工农革命的大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且要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后起义军一律称‘工农革命军’；不要再用‘青天白日’旗，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用由‘斧头、镰刀’为标帜的红旗。”
遵照“联席会议”的这一精神，中＊共＊东江特委即于当天下达《指示》，将“坚持在粤东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仍由董朗任“师长”。
从而，原来沿用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被抛弃，举起了用“斧头”与“镰刀”为标识的红旗，故简称“红二师”。
接着，“联席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最近工作重心仍是开展‘工农运动’，并要在适当时候再举行‘广州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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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据，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
而这一切，皆因汪精卫怂恿、放纵所致。”
据此，李宗仁等人即提出了：“凡有‘通共、容共’之为者，应已丧失了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欲以此将汪精卫等人拒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门之外，这无疑是对汪精卫的又一当头棒喝。
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即回以：“‘特别委员会’已停权，党内个别派系无权决定与处置有关‘二届四中全会’之事宜。”
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预备会’期间，凡军、政要事均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有权裁决。”
如此，双方又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吵吵闹闹地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即因李宗仁、谢持等十多人《宣布》“退席”，“预备会”未能继续开下去、而被迫“休会”。
汪精卫与李宗仁在“预备会”上的交锋虽然没分胜负，但汪精卫心中确是有点虚了。
因为，他也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曾与中＊共＊有过的密切合作、确是自己的致命伤；而现在，已公开“**”了的汪精卫，很忌讳被人戴上“联共”或“容共”等“红帽子”；虽然，过去了的事情可既往不咎；但是，若真如“桂系”所指责的“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那么，李宗仁必会抓住这个把柄穷追猛打；自己也就有口难辩，下一轮再与“桂系”的交锋中则必败无疑了。
为此，汪精卫觉得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自己尚得心为上，得关照张发奎别在这一点上捅了漏子。
于是，汪精卫欲致《电》张发奎，要他“务必在第四军中实施‘清党’，以免授人以柄”；而为防走漏风声，特意派遣他的“妻子”陈璧君“亲赴广东”，当面向张发奎传达自己的《指示》。
汪精卫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准备如何对付“桂系”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预备会”，致使汪精卫在与李宗仁交锋时感到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他觉得应在“预备会”复会时设法把蒋介石请出，以共同对付“桂系”。
于是，汪精卫等人四处放话、要“请蒋介石出山”。
而受到“安＊国＊军”威胁的冯玉祥、阎锡山都致《电》蒋介石“力促他‘出山’”，以共同对付张作霖。
至此，尚在莫干山度蜜月的蒋介石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了；于是，他抛出了一份《致各委员书》，称：“国民革命之劲敌，决非军阀与**，唯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权威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拨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
武力既可为党之保障，亦可为扩充自己权势之工具；吾人今日必须尽力促进武装同志之觉悟，防止政客捣乱、把持，确定建立党的中央，提高党权，申明党纪。
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因所反对，即不能捐弃过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极抵制全体会议，亦无可谅恕。”
蒋介石的《致各委员书》中，虽以“武装同志、政客”泛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桂系”的，并对于李宗仁、谢持等人的“退席”而致使“预备会”休会、无可谅恕的消极抵制“全体会议”的行为予以了指责。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对“桂系”发难了；李宗仁自知难以再抵制，只得同意“‘预备会’于十二月十日复会”。
“预备会”复会后，汪精卫则干脆提出了一个《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声称：“此职乃去岁兴师‘北伐’之际，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于蒋同志者；蒋之能胜任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证明。
中间虽经‘宁、汉分裂’，情形扦格，然自‘宁、汉合作’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释，国民革命诸部队同归蒋节制，决无稍待冀图之理。
唯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
同时，汪精卫为表明自己的真诚，还指示陈公博“从广州的‘中央银行’中支出五十万元钱”作为蒋介石复职经费，竭尽了对蒋介石的阿谀奉承之态。
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力促“请蒋介石复职”。
《电》言：“玉祥、百川拟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
接着，何应钦、李济琛、刘湘、杨森等人也纷纷《通电》表示“要求蒋介石复职”；顿时，一股“要求蒋介石复职”的浪潮在国民党内涌起，不亚于一年前国民党内的“迎汪复职”之势。
虽然，李宗仁很不宁愿看到蒋介石“复出”，也知道汪精卫等人的用心所在；但是，面对一片强烈“要求蒋介石复职”之声，李宗仁不知所措了。
他知道，在此情势下，蒋介石的“复出”已是众望所归、难再阻遏；自己纵有不悦，也难以违悖众意；因此，李宗仁不得不故作姿态也表示了“欢迎蒋介石复职”。
只是，时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第六军军长”程潜，因与蒋介石有隙而反对他“复出”；不过，这已无碍于蒋介石的东山再起。
于是，十二月十日，即“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复会的第一天，汪精卫提议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顺利地通过了。
就这样，蒋介石在蛰伏五个月后、终于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
与此同时，汪精卫等人“要求解散‘特别委员会’”的《决议》也被通过；从而，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这场政治博弈，结果以蒋介石的胜出、李宗仁的败北而告终。
且，“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失利后，中＊共＊广东省委本打算配合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落空了；因此，不得不于十月十二日发出了“‘广州暴动’计划应即停止”的《指示》。
然而，已从粤东普宁脱险后回到香港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却不赞同这个《指示》。
于是，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香港召集了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
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指出：“不应因‘南昌起义军’南下受挫失败而气馁，而更应坚决勇敢地扛起工农革命的大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且要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后起义军一律称‘工农革命军’；不要再用‘青天白日’旗，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用由‘斧头、镰刀’为标帜的红旗。”
遵照“联席会议”的这一精神，中＊共＊东江特委即于当天下达《指示》，将“坚持在粤东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仍由董朗任“师长”。
从而，原来沿用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被抛弃，举起了用“斧头”与“镰刀”为标识的红旗，故简称“红二师”。
接着，“联席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最近工作重心仍是开展‘工农运动’，并要在适当时候再举行‘广州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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