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全会召开前，则须“发动党内同仁营造舆论，对蒋介石以谴责”。
为此，又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版、英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能在共产国际得到如此的肯定与好评，毛＊泽＊东＊应算是中国的第一人。
如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这才引起了中＊共＊党内同志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且，蒋介石见自己的抵制不起作用；“国民党左派”仍坚持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打算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职务；这无异于否定了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不由得更气急败坏了。
因此，他在南昌发表演讲，指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先要取消联席会议。”
并振振有词地：“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他以没有根据的‘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接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
然后，又声嘶力竭道：“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权力。”话语中已透露了杀机。
蒋介石的这番鼓动性的话果然产生了作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但因，邓演达与唐生智防范甚严而未敢动手。
陈铭枢见难以得手，且又恐事情败露后不能脱身；于是，称病辞职潜往南昌去投奔蒋介石了。
陈铭枢走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兼《任》了第十一军军长之职。
陈铭枢的未遂政变悄然平息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终于在汉口的南洋大楼内召开了。
因为，会议的宗旨是为“恢复党权，防止独裁”；为此，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四省的党部代表联合提出了《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潜在危险”。
据此，全会通过了《统一领导机关案》；规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都不再设主席，而采用集体审议制。”
虽然，“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但主席团成员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且一切《决议》与《命令》必须经“主席团”七人中的四人签名认可后方能生效；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各军的“军长”也须由“军事委员会”提名，报经“中执委”批准后方可任命。
如此一来，蒋介石虽然仍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不再能一人了算，其权力已被削弱。
此外，为了防止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采纳了时任“中执委员”兼“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的意见，将各“军事政治学校”原来的“校长制”也改为了“委员会制”，蒋介石同样不能一手遮天了。
同时，“全会”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二十多个《决议》，对于“外交、财政”诸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
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则明确提出了诸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减租、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禁止高利盘剥”等十项应即实施的政策；并据此发表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毛＊泽＊东＊与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等九人参与了《宣言》的修订，其中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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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又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版、英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能在共产国际得到如此的肯定与好评，毛＊泽＊东＊应算是中国的第一人。
如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这才引起了中＊共＊党内同志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且，蒋介石见自己的抵制不起作用；“国民党左派”仍坚持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打算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职务；这无异于否定了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不由得更气急败坏了。
因此，他在南昌发表演讲，指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先要取消联席会议。”
并振振有词地：“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他以没有根据的‘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接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
然后，又声嘶力竭道：“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权力。”话语中已透露了杀机。
蒋介石的这番鼓动性的话果然产生了作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但因，邓演达与唐生智防范甚严而未敢动手。
陈铭枢见难以得手，且又恐事情败露后不能脱身；于是，称病辞职潜往南昌去投奔蒋介石了。
陈铭枢走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兼《任》了第十一军军长之职。
陈铭枢的未遂政变悄然平息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终于在汉口的南洋大楼内召开了。
因为，会议的宗旨是为“恢复党权，防止独裁”；为此，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四省的党部代表联合提出了《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潜在危险”。
据此，全会通过了《统一领导机关案》；规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都不再设主席，而采用集体审议制。”
虽然，“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但主席团成员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且一切《决议》与《命令》必须经“主席团”七人中的四人签名认可后方能生效；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各军的“军长”也须由“军事委员会”提名，报经“中执委”批准后方可任命。
如此一来，蒋介石虽然仍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不再能一人了算，其权力已被削弱。
此外，为了防止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采纳了时任“中执委员”兼“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的意见，将各“军事政治学校”原来的“校长制”也改为了“委员会制”，蒋介石同样不能一手遮天了。
同时，“全会”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二十多个《决议》，对于“外交、财政”诸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
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则明确提出了诸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减租、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禁止高利盘剥”等十项应即实施的政策；并据此发表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毛＊泽＊东＊与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等九人参与了《宣言》的修订，其中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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