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党左派”因在广州有较好的基础，话行事都较方便，迁都移址后必会有诸多不便；且武汉与南昌相近，又恐受控于蒋介石；因此，不甚赞成“迁都”。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乃国之幸事；新都就时，鄙人将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此后，史家则将移址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武汉国民政府”，以别于“广州国民政府”；不过，也有皆统称其为“国民政府”的。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一行人抵达武昌。
当时，因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已经停止办公；而“武汉国民政府”还在筹办之中，离正式办公尚需时日。
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构统筹一切，许多事都无法办理；遂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央机构，以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于是，十二月十三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在鄂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派若干人，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一人，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临时领导机构。
于是，由徐谦、邓演达、孙科、宋庆龄、陈友仁、叶楚伧、宋子、吴玉章、唐生智、王法勤、董必武、蒋作宾、于树德、詹大悲、柏蔚等十五人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徐谦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联席会议”秘书长，鲍罗廷仍被聘为政治总顾问。
会后，“武汉国民政府”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明事由，言：“系应付时局及革命需要之临时措施。”
蒋介石见武汉的“联席会议”将自己及其亲信张静江等人都排斥在外，心中甚是不乐。
虽然，邓演达以临时措施作解释；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前次在广州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曾有过的《提议》的翻版，无非换了一个名堂而已。
何况，这个“联席会议”还将唐生智、邓演达、柏蔚等军界要人吸纳进去了，这更使蒋介石吃惊不。
因为，这几个军界要人都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人。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因“中山舰事件”，邓演达当面指责了蒋介石，遂被调离；“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复与蒋介石共事了，但前嫌尚存、常意见相左。
“北伐军”攻取江西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移至南昌；同时，在武汉设了个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让邓演达留在武汉《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遂将邓演达支开而使耳根清净。
柏蔚则是“辛亥革命”后首任安徽都督，曾随孙中山历经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后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办“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所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蔚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身任国民党要职的柏蔚虽是信仰“三民主义”，却跟中＊共＊关系交好并与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私交甚深。
陈独秀遭“北洋政府”逮捕后被迫离京赴沪时，柏蔚则将位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二号的一幢房子送给陈独秀，让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后来，陈独秀还派遣中＊共＊党员柯庆施到柏蔚创办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工作，并任由其转载《新青年》、《向导》的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以，邓演达与柏蔚俩人；在蒋介石眼中，虽是同一营垒，但却总是觉得如同两条道上的辙、跑不到一处。
而唐生智这个家伙更不必了，有了实力后自觉得腰板硬了，早已不把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放在眼里。
看来，“国民党左派”将这仨人纳入“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实力来与自己抗衡。
此时，蒋介石开始有点懊悔自己是弄巧成拙了，不该提议“国民政府”移至鄂省，以至于促成了“国民党左派”与军界要人的结盟。
但事已之此、悔之何用？
只得另想办法应对。
不久，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人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昌；途经江西时，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正为武汉组建“联席会议”之事而心中不乐，忽见谭延闿、张静江一行人到来，倒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是“代主席”，而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代主席”；现在仨人都在南昌了，而汪精卫尚未回国；凭着仨人的地位，完全有权力在党内发号施令。
于是，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召集张静江、谭延闿及在南昌的几名国民党中执委员，开了个“国民党中执委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新都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接着，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了“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通知》“在武汉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将宋庆龄、徐谦、宋子、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列为‘分会委员’”；同时，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湖北省政府”，欲以此取代“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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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乃国之幸事；新都就时，鄙人将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此后，史家则将移址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武汉国民政府”，以别于“广州国民政府”；不过，也有皆统称其为“国民政府”的。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一行人抵达武昌。
当时，因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已经停止办公；而“武汉国民政府”还在筹办之中，离正式办公尚需时日。
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构统筹一切，许多事都无法办理；遂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央机构，以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于是，十二月十三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在鄂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派若干人，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一人，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临时领导机构。
于是，由徐谦、邓演达、孙科、宋庆龄、陈友仁、叶楚伧、宋子、吴玉章、唐生智、王法勤、董必武、蒋作宾、于树德、詹大悲、柏蔚等十五人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徐谦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联席会议”秘书长，鲍罗廷仍被聘为政治总顾问。
会后，“武汉国民政府”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明事由，言：“系应付时局及革命需要之临时措施。”
蒋介石见武汉的“联席会议”将自己及其亲信张静江等人都排斥在外，心中甚是不乐。
虽然，邓演达以临时措施作解释；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前次在广州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曾有过的《提议》的翻版，无非换了一个名堂而已。
何况，这个“联席会议”还将唐生智、邓演达、柏蔚等军界要人吸纳进去了，这更使蒋介石吃惊不。
因为，这几个军界要人都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人。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因“中山舰事件”，邓演达当面指责了蒋介石，遂被调离；“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复与蒋介石共事了，但前嫌尚存、常意见相左。
“北伐军”攻取江西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移至南昌；同时，在武汉设了个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让邓演达留在武汉《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遂将邓演达支开而使耳根清净。
柏蔚则是“辛亥革命”后首任安徽都督，曾随孙中山历经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后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办“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所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蔚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身任国民党要职的柏蔚虽是信仰“三民主义”，却跟中＊共＊关系交好并与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私交甚深。
陈独秀遭“北洋政府”逮捕后被迫离京赴沪时，柏蔚则将位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二号的一幢房子送给陈独秀，让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后来，陈独秀还派遣中＊共＊党员柯庆施到柏蔚创办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工作，并任由其转载《新青年》、《向导》的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以，邓演达与柏蔚俩人；在蒋介石眼中，虽是同一营垒，但却总是觉得如同两条道上的辙、跑不到一处。
而唐生智这个家伙更不必了，有了实力后自觉得腰板硬了，早已不把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放在眼里。
看来，“国民党左派”将这仨人纳入“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实力来与自己抗衡。
此时，蒋介石开始有点懊悔自己是弄巧成拙了，不该提议“国民政府”移至鄂省，以至于促成了“国民党左派”与军界要人的结盟。
但事已之此、悔之何用？
只得另想办法应对。
不久，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人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昌；途经江西时，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正为武汉组建“联席会议”之事而心中不乐，忽见谭延闿、张静江一行人到来，倒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是“代主席”，而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代主席”；现在仨人都在南昌了，而汪精卫尚未回国；凭着仨人的地位，完全有权力在党内发号施令。
于是，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召集张静江、谭延闿及在南昌的几名国民党中执委员，开了个“国民党中执委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新都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接着，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了“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通知》“在武汉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将宋庆龄、徐谦、宋子、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列为‘分会委员’”；同时，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湖北省政府”，欲以此取代“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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