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已知张作霖与“国民政府”有暗中接触，对于张作霖已是心存戒心；担心张作霖欲行“假道灭虢”之计，也就拒绝了“奉军”过境河南。
如此，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就表露了。
张作霖虽一时未能得逞，但仍如饿虎似地伺机而动。
就这样，蒋介石一面设法稳住了张作霖，一面则加紧向江西调兵；希图从速解决孙传芳与吴佩孚后，再与张作霖摊牌。
且，“北伐军”攻打“赣、鄂”受阻之时，国民党内部却响起了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
所谓“迎汪复职”，就是要求“远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销假，回国恢复‘国民党主席’之职”。
这一提议先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员兼海外部长彭****在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的，彭****当时提议：“汪主席病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
蒋介石当然不想让汪精卫回来，以免搅了自己的好事；但又不好明言反对，只得默不表态，此事也就被搁置不议。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如此，已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了的蒋介石就把党权与军权都抓在手上了，令“国民党左派”不免有些担心、过分集权于他了；因此，也想到了“何不如彭****所言‘请汪精卫销假回国’，以让蒋介石分权并对其有所约束。
为此，于右任、经亨颐等人又力促中央应《电》请并催促“汪主席销假回国”。
但谁知，国民党中央不久却收到了汪精卫写于七月十六日的一封《信函》。
汪精卫在《信》中明白表示：“辞去自己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这让迫切希望他回国的国民党左派十分失望，只得将此事暂时搁置不议。
然而，八月十日的“国民党中执委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妇女部长何香凝却又提起了此事，她再次提议：“请汪主席销假者函电纷至，中央应分别予以答复并将原函电转汪主席。”
何香凝是寥仲恺的妻子，夫妻俩皆是蒋介石的友人；所以，何香凝的本意并不是要打击蒋介石的，相反却是为了帮蒋介石。
因为，何香凝看到了，蒋介石进军江西后，湖北交给了唐生智；而唐生智在北伐中急剧地壮大力量后，已显得有点目中无人并对蒋介石甚是不恭。
何香凝担心如此下去，或会导致“北伐军”分裂。
若是唐生智无人能驾驭了，非但会受损蒋介石在军中的威望，更会害及大局使“北伐”大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因此，何香凝也想到了“何不请汪精卫回来，让他坐镇武汉、镇住唐生智；如此，已入江西了的蒋介石岂不可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了”。
何香凝如此想后，这才也提出此议，却没顾到蒋介石会怎么想。
何香凝的提议恰如投石入湖又激起了波澜，很快就得到了党内同仁的呼应。
而“国民党左派”吴玉章、顾孟余等人见何香凝复提起了此事，倒也觉得“迎汪复职”之事确是不应再搁置了；因为，只有汪精卫回来方能对蒋介石有所约束。
虽，汪精卫已来过《函》声称“辞职”，但中央并未决定“答应其请辞”；故而，“迎汪复职”仍可再行。
且料想，汪精卫之所以要辞职，无非是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的**威震慑了，而并非其真意；现今，汪精卫尚在欧洲，不知道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及党内同仁对他的期盼，若是让他知道了这一切必不至于此。
所以，得设法让他知道国内的一切，以使他打消“辞职”的念头而从速回国。
于是，吴玉章、顾孟余与何香凝商议，不若联络各省、区党部，设法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以促使“迎汪复职”之事的实现。
何香凝是提议人，对此心中自是甚切当然“赞同”。
为此，仨人分工；由顾孟余去联络北方各省，吴玉章到长江流域一带活动；而何香凝则去与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联络，以求得中＊共＊的支持。
不久，通过仨人的运动，“粤、桂、湘、鄂、冀、陕、甘”等省党部即相继《通电》，纷纷要求“汪精卫销假回国视事”了；连已更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了的原“黄埔军校”，其校党部也《通电》称：“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
于是，“迎汪复职”的呼声不断、沸沸扬扬了。
而陈独秀获知“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后，想不好是该支持、还是反对？
按，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与《整顿党务案》对中＊共＊进行排挤与打压，陈独秀心中很不好受而十分气愤也曾欲伺机反击；而今，“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正可借机对蒋介石还手，以出一口憋了多时的窝囊气。
然而，陈独秀要考虑的是“此事行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利弊”，而不仅是出气；因此，犹豫不决了。
于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化名吴廷康的维经斯基商议；并于九月十六日召集中央会议，就此事专门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对策。
会议认为，自从“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后，已显现了蒋介石在开始右转，同时也暴露了他有极强的权力欲；汪精卫若能回国复职，当可对其有所抑制。
所以，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应给予支持。
但应明确指出，“迎汪”的宗旨应基于“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将中国革命主导权回复到‘国民党左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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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就表露了。
张作霖虽一时未能得逞，但仍如饿虎似地伺机而动。
就这样，蒋介石一面设法稳住了张作霖，一面则加紧向江西调兵；希图从速解决孙传芳与吴佩孚后，再与张作霖摊牌。
且，“北伐军”攻打“赣、鄂”受阻之时，国民党内部却响起了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
所谓“迎汪复职”，就是要求“远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销假，回国恢复‘国民党主席’之职”。
这一提议先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员兼海外部长彭****在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的，彭****当时提议：“汪主席病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
蒋介石当然不想让汪精卫回来，以免搅了自己的好事；但又不好明言反对，只得默不表态，此事也就被搁置不议。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如此，已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了的蒋介石就把党权与军权都抓在手上了，令“国民党左派”不免有些担心、过分集权于他了；因此，也想到了“何不如彭****所言‘请汪精卫销假回国’，以让蒋介石分权并对其有所约束。
为此，于右任、经亨颐等人又力促中央应《电》请并催促“汪主席销假回国”。
但谁知，国民党中央不久却收到了汪精卫写于七月十六日的一封《信函》。
汪精卫在《信》中明白表示：“辞去自己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这让迫切希望他回国的国民党左派十分失望，只得将此事暂时搁置不议。
然而，八月十日的“国民党中执委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妇女部长何香凝却又提起了此事，她再次提议：“请汪主席销假者函电纷至，中央应分别予以答复并将原函电转汪主席。”
何香凝是寥仲恺的妻子，夫妻俩皆是蒋介石的友人；所以，何香凝的本意并不是要打击蒋介石的，相反却是为了帮蒋介石。
因为，何香凝看到了，蒋介石进军江西后，湖北交给了唐生智；而唐生智在北伐中急剧地壮大力量后，已显得有点目中无人并对蒋介石甚是不恭。
何香凝担心如此下去，或会导致“北伐军”分裂。
若是唐生智无人能驾驭了，非但会受损蒋介石在军中的威望，更会害及大局使“北伐”大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因此，何香凝也想到了“何不请汪精卫回来，让他坐镇武汉、镇住唐生智；如此，已入江西了的蒋介石岂不可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了”。
何香凝如此想后，这才也提出此议，却没顾到蒋介石会怎么想。
何香凝的提议恰如投石入湖又激起了波澜，很快就得到了党内同仁的呼应。
而“国民党左派”吴玉章、顾孟余等人见何香凝复提起了此事，倒也觉得“迎汪复职”之事确是不应再搁置了；因为，只有汪精卫回来方能对蒋介石有所约束。
虽，汪精卫已来过《函》声称“辞职”，但中央并未决定“答应其请辞”；故而，“迎汪复职”仍可再行。
且料想，汪精卫之所以要辞职，无非是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的**威震慑了，而并非其真意；现今，汪精卫尚在欧洲，不知道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及党内同仁对他的期盼，若是让他知道了这一切必不至于此。
所以，得设法让他知道国内的一切，以使他打消“辞职”的念头而从速回国。
于是，吴玉章、顾孟余与何香凝商议，不若联络各省、区党部，设法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以促使“迎汪复职”之事的实现。
何香凝是提议人，对此心中自是甚切当然“赞同”。
为此，仨人分工；由顾孟余去联络北方各省，吴玉章到长江流域一带活动；而何香凝则去与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联络，以求得中＊共＊的支持。
不久，通过仨人的运动，“粤、桂、湘、鄂、冀、陕、甘”等省党部即相继《通电》，纷纷要求“汪精卫销假回国视事”了；连已更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了的原“黄埔军校”，其校党部也《通电》称：“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
于是，“迎汪复职”的呼声不断、沸沸扬扬了。
而陈独秀获知“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后，想不好是该支持、还是反对？
按，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与《整顿党务案》对中＊共＊进行排挤与打压，陈独秀心中很不好受而十分气愤也曾欲伺机反击；而今，“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正可借机对蒋介石还手，以出一口憋了多时的窝囊气。
然而，陈独秀要考虑的是“此事行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利弊”，而不仅是出气；因此，犹豫不决了。
于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化名吴廷康的维经斯基商议；并于九月十六日召集中央会议，就此事专门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对策。
会议认为，自从“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后，已显现了蒋介石在开始右转，同时也暴露了他有极强的权力欲；汪精卫若能回国复职，当可对其有所抑制。
所以，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应给予支持。
但应明确指出，“迎汪”的宗旨应基于“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将中国革命主导权回复到‘国民党左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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