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之时，一个在托洛茨基建议下莫斯科向中国派遣的“苏联政治使团”，于三月十三日抵达了广州。
“苏联政治使团”由联共（布）中央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成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德等人；其使命是弄清中国的局势、检查整顿指导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工作等。
三月十九日，“苏联政治使团”忽然提出“要参观中山舰”。
“中山舰”即“永丰舰”，因当年“粤军”兵变，孙中山蒙难时，曾避险其中并率舰平叛；后来，就将“永丰舰”更名为了“中山舰”。
因有这层意义所在，故而“苏联政治使团”提出了要参观，国民政府自然得满足要求。
然而，此时的“中山舰”却没在广州去了黄埔，令时任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感到了为难。
原来，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定安号商船航至虎门遭劫，商船即向就近的黄埔军校求助。
于是，“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一艘炮艇去救援；赵锦雯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科员黎时雍去执行。
然而，黎时雍见黄埔附近没有可派遣的炮艇；唯恐被责办事不力，也就未经请示便打电话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寻求帮助。
办事员王学臣不敢擅作决定，即又电话请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然而，如此多次电话转告后，原来要的炮艇即供巡逻用的型舰只、就被误成了作战用的兵舰，一艘也误听成了两艘；这种谬误，引使事情向出人意料的可怕方向发展。
欧阳钟听是“黄埔军校”来电，猜想定是教育长邓演达下的指示，也就遵照执行。
但因，兵舰的调度权在海军局。
于是，欧阳钟派人去海军局；为郑重起见，还特地出具了一份《公函》；且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恐怕不够分量，故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之语；《函》曰：“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待命。”落款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见此《公函》后，知是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敢怠慢。
但当时，在港可调用的只有“中山舰”与“宝璧舰”，而“中山舰”须由李之龙方能调遣。
因李之龙没在局里，邹毅只得先派遣“宝璧舰”驶往黄埔；同时，派人赶往李之龙的家里欲将《公函》当面呈交，并附上一言：“宝璧舰已遣往，中山舰待命。”
然而，又因李之龙也没在家，送《函》人就将《公函》交给了他的夫人。
这一天，李之龙外出回家很晚；至晚上十时许，邹毅还没见李之龙派舰，只得直接给校长办公厅电话回禀：“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今晚只能先来一艘宝璧舰，另一艘中山舰明天早晨才能到达。”
接电话的是“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季方，他觉得并非紧要军情，且见已是深夜，不宜打扰蒋校长休息，也就没有立即禀报。
李之龙深夜回到家中，夫人即将《公函》交予。
李之龙见是蒋介石的《命令》，同样不敢怠慢；且此事已被耽搁多时似是延误了，赶紧打电话给“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命令》他率“中山舰”连夜驶往黄埔待命。
就这样，“中山舰”与“宝璧舰”都奉命驶入黄埔；且因是待命，两舰都未敢停机熄火。
自从“中山舰”与“宝璧舰”驶入黄埔后，因其没有熄火，使不远处的“黄埔军校”通夜不宁，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黄埔军校”中“孙主义学会”分子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趁机鼓惑，言“**要暴动，要推翻政府；中山舰到黄埔，是来劫持校长的；幸亏校长不在，才待机等候”，得有眼、有鼻的令人信以为真。
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的就传入了广州城。
第二天，整个广州城内就谣传遍布了，更是传为了“汪精卫、季山嘉与**串通一气，要利用中山舰劫持蒋介石去海参崴”，捕风捉影、危言耸听。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中；当季方禀报“海军局调舰至黄埔”之事后，方知昨夜出了如此大的一件事。
令蒋介石深感疑惑的是，自己根本没有叫谁调用过兵舰，哪来“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之？
看来，这其中必有蹊跷，得严加查究；无论何种原因，擅调“中山舰”入黄埔，都是罪不容赦的。
且有权调动“中山舰”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正欲对付**的蒋介石觉得，何不就此作为突破口对中＊共＊实施打击。
正在蒋介石如此想时，孙科、伍朝枢、吴铁城匆匆的来见蒋介石。
仨人将所闻的流言蜚语告知，并唆使道：“皆是冲着校长您来的，不可不防；事态严重，情势危急，校长应当机立断，制裁中＊共＊党徒，切不可心慈手软；否则，必受制于人而后悔莫及。”
而陈其美的侄子、刚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时任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也劝蒋介石“莫错失良机”。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听他们这么一，更如被火上浇油了。
同时，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今天汪精卫忽然莫名其妙地给他打了三个电话，问他：“去不去黄埔？”不由得联想，或是汪精卫在打探自己的行踪以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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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使团”由联共（布）中央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成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德等人；其使命是弄清中国的局势、检查整顿指导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工作等。
三月十九日，“苏联政治使团”忽然提出“要参观中山舰”。
“中山舰”即“永丰舰”，因当年“粤军”兵变，孙中山蒙难时，曾避险其中并率舰平叛；后来，就将“永丰舰”更名为了“中山舰”。
因有这层意义所在，故而“苏联政治使团”提出了要参观，国民政府自然得满足要求。
然而，此时的“中山舰”却没在广州去了黄埔，令时任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感到了为难。
原来，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定安号商船航至虎门遭劫，商船即向就近的黄埔军校求助。
于是，“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一艘炮艇去救援；赵锦雯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科员黎时雍去执行。
然而，黎时雍见黄埔附近没有可派遣的炮艇；唯恐被责办事不力，也就未经请示便打电话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寻求帮助。
办事员王学臣不敢擅作决定，即又电话请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然而，如此多次电话转告后，原来要的炮艇即供巡逻用的型舰只、就被误成了作战用的兵舰，一艘也误听成了两艘；这种谬误，引使事情向出人意料的可怕方向发展。
欧阳钟听是“黄埔军校”来电，猜想定是教育长邓演达下的指示，也就遵照执行。
但因，兵舰的调度权在海军局。
于是，欧阳钟派人去海军局；为郑重起见，还特地出具了一份《公函》；且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恐怕不够分量，故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之语；《函》曰：“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待命。”落款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见此《公函》后，知是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敢怠慢。
但当时，在港可调用的只有“中山舰”与“宝璧舰”，而“中山舰”须由李之龙方能调遣。
因李之龙没在局里，邹毅只得先派遣“宝璧舰”驶往黄埔；同时，派人赶往李之龙的家里欲将《公函》当面呈交，并附上一言：“宝璧舰已遣往，中山舰待命。”
然而，又因李之龙也没在家，送《函》人就将《公函》交给了他的夫人。
这一天，李之龙外出回家很晚；至晚上十时许，邹毅还没见李之龙派舰，只得直接给校长办公厅电话回禀：“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今晚只能先来一艘宝璧舰，另一艘中山舰明天早晨才能到达。”
接电话的是“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季方，他觉得并非紧要军情，且见已是深夜，不宜打扰蒋校长休息，也就没有立即禀报。
李之龙深夜回到家中，夫人即将《公函》交予。
李之龙见是蒋介石的《命令》，同样不敢怠慢；且此事已被耽搁多时似是延误了，赶紧打电话给“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命令》他率“中山舰”连夜驶往黄埔待命。
就这样，“中山舰”与“宝璧舰”都奉命驶入黄埔；且因是待命，两舰都未敢停机熄火。
自从“中山舰”与“宝璧舰”驶入黄埔后，因其没有熄火，使不远处的“黄埔军校”通夜不宁，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黄埔军校”中“孙主义学会”分子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趁机鼓惑，言“**要暴动，要推翻政府；中山舰到黄埔，是来劫持校长的；幸亏校长不在，才待机等候”，得有眼、有鼻的令人信以为真。
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的就传入了广州城。
第二天，整个广州城内就谣传遍布了，更是传为了“汪精卫、季山嘉与**串通一气，要利用中山舰劫持蒋介石去海参崴”，捕风捉影、危言耸听。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中；当季方禀报“海军局调舰至黄埔”之事后，方知昨夜出了如此大的一件事。
令蒋介石深感疑惑的是，自己根本没有叫谁调用过兵舰，哪来“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之？
看来，这其中必有蹊跷，得严加查究；无论何种原因，擅调“中山舰”入黄埔，都是罪不容赦的。
且有权调动“中山舰”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正欲对付**的蒋介石觉得，何不就此作为突破口对中＊共＊实施打击。
正在蒋介石如此想时，孙科、伍朝枢、吴铁城匆匆的来见蒋介石。
仨人将所闻的流言蜚语告知，并唆使道：“皆是冲着校长您来的，不可不防；事态严重，情势危急，校长应当机立断，制裁中＊共＊党徒，切不可心慈手软；否则，必受制于人而后悔莫及。”
而陈其美的侄子、刚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时任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也劝蒋介石“莫错失良机”。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听他们这么一，更如被火上浇油了。
同时，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今天汪精卫忽然莫名其妙地给他打了三个电话，问他：“去不去黄埔？”不由得联想，或是汪精卫在打探自己的行踪以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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