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派人去武昌游萧耀南，要他支持自己复起。
萧耀南闻知吴佩孚想东山再起，心中甚是犹豫难以作答。
时有鄂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对于吴佩孚倒是忠心，即对萧耀南道：“北京政变后，曹总统下台，直军蒙耻；湖北虽能偏安一方，且非长久之计。
今孙馨远已起兵，驱逐奉张，且已取沪宁；此乃政坛复变，时局轮回之兆。
吴大帅欲东山再起，正当其时；我等乃其旧部，于情于理皆当鼎力相助，振臂附和，以雪耻洗辱，萧督何还犹豫?”
萧耀南闻言后，这才也心想，自己能有今日主政湖北，确是吴佩孚栽培所致；张作霖与冯玉祥联手夺了直系的天下，作为直系中一员的他也是心中不甘，自己何尝不想直系再起？
然而，因“北京政变”后，直系全面崩溃，只剩了自己的湖北这一块地盘，实在是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也就只能求偏安于一方了。
而今，孙传芳起兵讨奉了，且节节胜利；看来，这天下真的又要变了；现在，吴佩孚又想东山再起，自己是他的旧部，若不支持，确也不过去，且或会遭直系同僚指责。
再，“北京政变”后，直系虽败北，但势力并非衰竭殆尽；吴佩孚欲起，我不支持必另有他人。
而吴佩孚非等闲之辈，若东山再起后真能扭转乾坤重掌天下；自己若不支持，届时如何是好？
看来，确应依嘉谟之言，迎吴佩孚出山并助其成功，也可为自己留条后路，此方为上策。
萧耀南想到此，这才决定支持吴佩孚出山了。
于是，十月二十一日，吴佩孚离开黄州，乘坐决川号舰抵达汉口，萧耀南率众武官员早已迎候了。
接着，吴佩孚发表《通电》，云：“奉军南侵，政局日非。
浙督孙帅兴师讨奉，敢为表率；鄂督萧帅请佩出山，共伸大义。
救国锄奸，佩岂能袖手？
故于即日赴汉，佩当与诸督帅戮力同心，共讨逆贼，齐图大举。”
已取得了沪、宁、皖等地、气势大盛了的孙传芳毕竟是直系旧部，且对于吴佩孚有知遇之恩；闻知吴佩孚东山再起了，即《通电》表示“支持”；贵州的袁祖铭、四川的刘湘等人也都纷纷表态“愿追随于吴大帅”。
被奉军赶下台后躲到天津租界内的原江苏督办齐燮元，闻讯后即赶来依附；而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则带了一班原国会议员及直系的旧幕僚蒋方震、张其锽、章炳麟、张志潭、高恩洪、杨云、史屈居、张方严等人也前来复附，吴佩孚更是心中大悦，遂将众人均置于幕下。
只是，当吴景濂等人谏言“应组织护宪军政府，拥护曹锟复位”时，吴佩孚却觉得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而没有采纳，绝了吴景濂等**帮曹锟复辟之心。
吴佩孚见有众多直系旧部及幕僚支持与归附了，更是信心大增；于是，十月二十四日，吴佩孚《通电》“讨贼”，正式向世人宣告自己东山再起了。
且，孙传芳兴兵讨奉并夺占了上海及江苏、安徽的大部后，着实使张作霖与段祺瑞都大吃了一惊。
特别是张作霖，好不容易掠取到手的地盘忽又失去了，怎能不让他深感惋惜与恼怒。
张作霖将吴佩孚击垮后，原以为不会有谁敢对他不了；但想不到，从不被他放在眼里的无名之辈孙传芳，却突然冒出来打了他个冷不防，竟然一下子从他手中夺去了那么多地盘，这口窝囊气如何忍得？
因此，张作霖打算立即发兵南下征讨孙传芳。
不过，此时的张作霖有一个顾虑；唯恐向南用兵后，与自己有隙的冯玉祥会乘虚而入；所以，得先安抚好冯玉祥没了这后顾之忧，方可起兵征讨孙传芳。
为此，张作霖特意派幕僚郭瀛州带上自己的一封信函，专程赴包头拜访冯玉祥；《函》中略言:“去岁同讨曹吴，玉帅功不可没；然余孽未尽，今孙逆发难，吴贼再起，欲雪耻复仇，其意在玉帅。
霖愿与玉帅戮力同心，再讨吴贼，廓清**。”
冯玉祥阅《函》后，揣知张作霖的本意；岂是为了盟友之谊，无非是因为现在的时势吃紧，才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虚情假意地又来与己修好了。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已觉到了张作霖是贪得无厌之辈；他为一己之私，全不念盟友之谊，岂能再信他？
何况，自己已与孙传芳有约；现在，孙传芳已起兵了，自己本该即予策应。
只因，奉军虽失了沪、宁、皖，但实力尚存无甚大损；所以，不可贸然兴兵，仍须静观待变。
而今，张作霖致函修好，不若虚与委蛇，以去戒心；然后，趁其不备，方能一举而克定。
于是，冯玉祥给张作霖复《函》，道：“吾与吴贼，势不两立；张帅之言，即吾所虑。
吾与张帅，去岁共扶时艰；今吴贼使孙逆反叛，张帅当奋臂挥师，南下讨逆，必能克定；若有所需，吾愿听调遣，绝无二话。”
冯玉祥如此答复后，张作霖的忧虑算是去了一半，遂打算向南用兵了。
然而，张作霖毕竟对冯玉祥还是有点不放心仍须戒备；因此，他要直隶督办李景林心防范冯玉祥；同时，还将正被派往日本观操的郭松龄召回，命其驻于天津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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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耀南闻知吴佩孚想东山再起，心中甚是犹豫难以作答。
时有鄂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对于吴佩孚倒是忠心，即对萧耀南道：“北京政变后，曹总统下台，直军蒙耻；湖北虽能偏安一方，且非长久之计。
今孙馨远已起兵，驱逐奉张，且已取沪宁；此乃政坛复变，时局轮回之兆。
吴大帅欲东山再起，正当其时；我等乃其旧部，于情于理皆当鼎力相助，振臂附和，以雪耻洗辱，萧督何还犹豫?”
萧耀南闻言后，这才也心想，自己能有今日主政湖北，确是吴佩孚栽培所致；张作霖与冯玉祥联手夺了直系的天下，作为直系中一员的他也是心中不甘，自己何尝不想直系再起？
然而，因“北京政变”后，直系全面崩溃，只剩了自己的湖北这一块地盘，实在是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也就只能求偏安于一方了。
而今，孙传芳起兵讨奉了，且节节胜利；看来，这天下真的又要变了；现在，吴佩孚又想东山再起，自己是他的旧部，若不支持，确也不过去，且或会遭直系同僚指责。
再，“北京政变”后，直系虽败北，但势力并非衰竭殆尽；吴佩孚欲起，我不支持必另有他人。
而吴佩孚非等闲之辈，若东山再起后真能扭转乾坤重掌天下；自己若不支持，届时如何是好？
看来，确应依嘉谟之言，迎吴佩孚出山并助其成功，也可为自己留条后路，此方为上策。
萧耀南想到此，这才决定支持吴佩孚出山了。
于是，十月二十一日，吴佩孚离开黄州，乘坐决川号舰抵达汉口，萧耀南率众武官员早已迎候了。
接着，吴佩孚发表《通电》，云：“奉军南侵，政局日非。
浙督孙帅兴师讨奉，敢为表率；鄂督萧帅请佩出山，共伸大义。
救国锄奸，佩岂能袖手？
故于即日赴汉，佩当与诸督帅戮力同心，共讨逆贼，齐图大举。”
已取得了沪、宁、皖等地、气势大盛了的孙传芳毕竟是直系旧部，且对于吴佩孚有知遇之恩；闻知吴佩孚东山再起了，即《通电》表示“支持”；贵州的袁祖铭、四川的刘湘等人也都纷纷表态“愿追随于吴大帅”。
被奉军赶下台后躲到天津租界内的原江苏督办齐燮元，闻讯后即赶来依附；而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则带了一班原国会议员及直系的旧幕僚蒋方震、张其锽、章炳麟、张志潭、高恩洪、杨云、史屈居、张方严等人也前来复附，吴佩孚更是心中大悦，遂将众人均置于幕下。
只是，当吴景濂等人谏言“应组织护宪军政府，拥护曹锟复位”时，吴佩孚却觉得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而没有采纳，绝了吴景濂等**帮曹锟复辟之心。
吴佩孚见有众多直系旧部及幕僚支持与归附了，更是信心大增；于是，十月二十四日，吴佩孚《通电》“讨贼”，正式向世人宣告自己东山再起了。
且，孙传芳兴兵讨奉并夺占了上海及江苏、安徽的大部后，着实使张作霖与段祺瑞都大吃了一惊。
特别是张作霖，好不容易掠取到手的地盘忽又失去了，怎能不让他深感惋惜与恼怒。
张作霖将吴佩孚击垮后，原以为不会有谁敢对他不了；但想不到，从不被他放在眼里的无名之辈孙传芳，却突然冒出来打了他个冷不防，竟然一下子从他手中夺去了那么多地盘，这口窝囊气如何忍得？
因此，张作霖打算立即发兵南下征讨孙传芳。
不过，此时的张作霖有一个顾虑；唯恐向南用兵后，与自己有隙的冯玉祥会乘虚而入；所以，得先安抚好冯玉祥没了这后顾之忧，方可起兵征讨孙传芳。
为此，张作霖特意派幕僚郭瀛州带上自己的一封信函，专程赴包头拜访冯玉祥；《函》中略言:“去岁同讨曹吴，玉帅功不可没；然余孽未尽，今孙逆发难，吴贼再起，欲雪耻复仇，其意在玉帅。
霖愿与玉帅戮力同心，再讨吴贼，廓清**。”
冯玉祥阅《函》后，揣知张作霖的本意；岂是为了盟友之谊，无非是因为现在的时势吃紧，才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虚情假意地又来与己修好了。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已觉到了张作霖是贪得无厌之辈；他为一己之私，全不念盟友之谊，岂能再信他？
何况，自己已与孙传芳有约；现在，孙传芳已起兵了，自己本该即予策应。
只因，奉军虽失了沪、宁、皖，但实力尚存无甚大损；所以，不可贸然兴兵，仍须静观待变。
而今，张作霖致函修好，不若虚与委蛇，以去戒心；然后，趁其不备，方能一举而克定。
于是，冯玉祥给张作霖复《函》，道：“吾与吴贼，势不两立；张帅之言，即吾所虑。
吾与张帅，去岁共扶时艰；今吴贼使孙逆反叛，张帅当奋臂挥师，南下讨逆，必能克定；若有所需，吾愿听调遣，绝无二话。”
冯玉祥如此答复后，张作霖的忧虑算是去了一半，遂打算向南用兵了。
然而，张作霖毕竟对冯玉祥还是有点不放心仍须戒备；因此，他要直隶督办李景林心防范冯玉祥；同时，还将正被派往日本观操的郭松龄召回，命其驻于天津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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