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揖唐去职后；郑士琦却因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也愤而不愿去安徽受任；而在山东济南隐居下来，从此不再问政；十年后郑士琦病逝于鲁地，年过花甲倒是善终。
如此，安徽督办又空缺了；于是，张作霖不客气地让其部将、镇威军第一路军司令姜登选出任安徽督办。
同时，还向段祺瑞举荐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秘书长郑谦出任江苏省省长；段祺瑞哪敢哼一个“不”字，只得依从。
如此一来，非但山东、安徽这些原应是皖系的地盘都落入了奉军的掌中，连江苏这块尚属皖系的地盘上也掺入了奉系的一粒沙子，张作霖确是心满意足了。
而段祺瑞眼巴巴地看着已经到口了的肥肉生生地被夺去，心中有不出的难受；但因自己实在是力不如人，徒有个执政空衔岂敢抗衡？
也就只得忍气吞声地不敢吱声，这才相安无事。
各政要从第二次“齐卢战争”中获取利益之时，倒是让上海的绅商们也得了个实惠。
原来，上海的绅商们为了避免沪地再起兵祸；趁着宫邦铎的“淞沪护军使”被撤，新的“淞沪护军使”尚未任命之时；由上海总商会发起了一场避免兵祸运动，联名向临时执政府诉求：“上海不设军职、不驻军队。”
对此，首倡废督的卢永祥倒是十分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可将上海辟为不设防的特别市。”
而此时的孙传芳，只求保住浙江的地盘，就也表示愿意从上海撤军；孙传芳此举甚是迎合上海绅商之意，因此颇受赞许。
临时执政府为顺民意，即于一月十五日颁布《命令》：“淞沪护军使裁撤后，上海永远不驻兵，不得设置任何军事机关，上海兵工厂饬令陆军部即日择地迁移。”
就这样，上海名义上成了一个“不设军职、不驻军、不设防的特别市”了，如了上海绅商们之意。
上海成了特别市后，令相邻诸省的民众甚是羡慕；于是，同样饱尝兵灾之苦的江、浙两省民众也萌生了此念。
不久，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八个地方的民众，也发起了一场“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欲效仿上海，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兵祸。
然而，这一次，临时执政府及卢永祥、孙传芳等江、浙政要不再答应了；因此，所谓的“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也就无果而终。
段祺瑞见河南、江苏都已受控于临时执政府了，大局底定；于是，决定召开已筹划了多时的“善后会议”。
对此，倡导召开国民会议的孙中山表示竭力反对。
因为，“善后会议”虽也宣称要“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时局中的一些争端；到底，就是为了解决眼下尚存的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各地军阀之间的权益分配问题；与会人员也就无外乎是些军阀、政要、权贵，国民无缘参政；所以，有人称其为“分赃会议”。
而“国民会议”则不然，其目的是为探求、抉择国家政体的大会，以促使中华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的国家，为全体国人谋福祉；与会者也就应是从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会议。
两种会议无论从性质、形式、过程、目的均迥然不同，可谓是天壤之别水火不相容。
因此，孙中山不赞成召开“善后会议”。
但因为，此时的孙中山已病情严重，从天津转到了北京，并住进了协和医院。
然而，孙中山对于如此大的国事怎能放心？
于是，支着病体给段祺瑞致《电》，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并毫不隐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孙中山在《电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预备会议若成，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校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既可使此会议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复可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
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
同时，孙中山进一步阐明了“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
曹吴祸国，挟持劳工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
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孙中山这篇《电函》可谓字字铿锵句句明理，特别是其反对“善后会议”、倡导“国民会议”之举，等到了国人、特别是已成立于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广泛支持。
孙中山给段祺瑞的《电函》发出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也《通电》揭露：“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目的在于扩张派系势力。”
刚结束的中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则在其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宣言》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
而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更于一月二十日，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呼吁召开“国民会议”。
同时，中国**与中国国民党已打算联手筹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将国民反对“善后会议”，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运动推向新的**。
然而，孙中山的话，段祺瑞却一句也不入耳；诚然，俩人所思、为所、所图实乃南辕北辙岂能相合？
段祺瑞想，若是依了孙中山之言，把“善后会议”办成了“国民会议”；真的“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了，自己谋取这执政之位图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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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安徽督办又空缺了；于是，张作霖不客气地让其部将、镇威军第一路军司令姜登选出任安徽督办。
同时，还向段祺瑞举荐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秘书长郑谦出任江苏省省长；段祺瑞哪敢哼一个“不”字，只得依从。
如此一来，非但山东、安徽这些原应是皖系的地盘都落入了奉军的掌中，连江苏这块尚属皖系的地盘上也掺入了奉系的一粒沙子，张作霖确是心满意足了。
而段祺瑞眼巴巴地看着已经到口了的肥肉生生地被夺去，心中有不出的难受；但因自己实在是力不如人，徒有个执政空衔岂敢抗衡？
也就只得忍气吞声地不敢吱声，这才相安无事。
各政要从第二次“齐卢战争”中获取利益之时，倒是让上海的绅商们也得了个实惠。
原来，上海的绅商们为了避免沪地再起兵祸；趁着宫邦铎的“淞沪护军使”被撤，新的“淞沪护军使”尚未任命之时；由上海总商会发起了一场避免兵祸运动，联名向临时执政府诉求：“上海不设军职、不驻军队。”
对此，首倡废督的卢永祥倒是十分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可将上海辟为不设防的特别市。”
而此时的孙传芳，只求保住浙江的地盘，就也表示愿意从上海撤军；孙传芳此举甚是迎合上海绅商之意，因此颇受赞许。
临时执政府为顺民意，即于一月十五日颁布《命令》：“淞沪护军使裁撤后，上海永远不驻兵，不得设置任何军事机关，上海兵工厂饬令陆军部即日择地迁移。”
就这样，上海名义上成了一个“不设军职、不驻军、不设防的特别市”了，如了上海绅商们之意。
上海成了特别市后，令相邻诸省的民众甚是羡慕；于是，同样饱尝兵灾之苦的江、浙两省民众也萌生了此念。
不久，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八个地方的民众，也发起了一场“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欲效仿上海，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兵祸。
然而，这一次，临时执政府及卢永祥、孙传芳等江、浙政要不再答应了；因此，所谓的“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也就无果而终。
段祺瑞见河南、江苏都已受控于临时执政府了，大局底定；于是，决定召开已筹划了多时的“善后会议”。
对此，倡导召开国民会议的孙中山表示竭力反对。
因为，“善后会议”虽也宣称要“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时局中的一些争端；到底，就是为了解决眼下尚存的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各地军阀之间的权益分配问题；与会人员也就无外乎是些军阀、政要、权贵，国民无缘参政；所以，有人称其为“分赃会议”。
而“国民会议”则不然，其目的是为探求、抉择国家政体的大会，以促使中华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的国家，为全体国人谋福祉；与会者也就应是从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会议。
两种会议无论从性质、形式、过程、目的均迥然不同，可谓是天壤之别水火不相容。
因此，孙中山不赞成召开“善后会议”。
但因为，此时的孙中山已病情严重，从天津转到了北京，并住进了协和医院。
然而，孙中山对于如此大的国事怎能放心？
于是，支着病体给段祺瑞致《电》，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并毫不隐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孙中山在《电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预备会议若成，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校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既可使此会议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复可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
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
同时，孙中山进一步阐明了“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
曹吴祸国，挟持劳工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
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孙中山这篇《电函》可谓字字铿锵句句明理，特别是其反对“善后会议”、倡导“国民会议”之举，等到了国人、特别是已成立于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广泛支持。
孙中山给段祺瑞的《电函》发出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也《通电》揭露：“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目的在于扩张派系势力。”
刚结束的中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则在其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宣言》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
而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更于一月二十日，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呼吁召开“国民会议”。
同时，中国**与中国国民党已打算联手筹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将国民反对“善后会议”，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运动推向新的**。
然而，孙中山的话，段祺瑞却一句也不入耳；诚然，俩人所思、为所、所图实乃南辕北辙岂能相合？
段祺瑞想，若是依了孙中山之言，把“善后会议”办成了“国民会议”；真的“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了，自己谋取这执政之位图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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