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见滇、桂联军未能攻克惠州城，遂又派遣了在粤的赣、鄂、豫诸军向惠州增兵。
几天后，各军咸集惠州，大有泰山压顶无坚不摧之势。
不久，杨坤如的部将、驻守惠州东门的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黄振熙与驻守惠州南门的第三旅第六团团长黄世华相继阵亡，局势甚是危急了。
而滇、桂联军增兵后，攻势又加剧了，惠州城已是危在旦夕。
恰在此时，不知怎的，滇、桂联军忽然停止了攻城；尔后，又撤军返回广州去了，惠州城之危自行解除。
忽然，杨坤如从危境中解脱出来，倒是有点莫明其妙甚是诧异。
滇、桂联军之所以撤军回穗，是因为广州城内又发生了事变。
原来，沈鸿英受孙中山的《训令》，从观音山撤离后，并没有移防到肇庆；而是阳奉阴违地移驻到了位于广州北部的花县新街，并在那儿设立了桂军总司令行营。
此时，沈鸿英见孙中山已对他有成见，难再在孙中山这儿混下去了；于是，心中已萌生了背离孙中山而再投靠北洋政府的念头。
于是，沈鸿英移驻到新街以后，就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系；希望通过投靠北京政府后，能利于他达到称霸广东之目的。
吴佩孚见沈鸿英又主动投靠，正求之不得；即投其所好地以北京政府名义委任沈鸿英为广东督办；并要沈鸿英在广州举事，对孙中山发难。
为助沈鸿英成功，吴佩孚派遣赣北镇守使邓如琢、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及驻于赣南的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等人，率部开赴广东以作驰援。
在拉拢沈鸿英的同时，吴佩孚也以北京政府名义授予叶举惠威将军衔，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杨坤如为惠州护军使、林虎为潮梅护军使，欲以此拉拢粤军诸将为其所用。
果然，沈鸿英得到北京政府的任命后遂了心愿，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定广东而圆陈炯明第二之梦了；且想，孙中山刚遭遇粤军兵变狼狈离粤；而今虽挽回颓势复归广州了，但靠的是滇、桂军之力，这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而今，自己若是反水了，孙中山还能有多少能耐，岂不又得乖乖地离开广州回上海去了？
况且，现在自己还在广州，近在咫尺伸手可取；而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被派往惠州征讨陈炯明去了，广州城内空虚正可趁机夺取；如此良机若是错过定会追悔莫及，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沈鸿英如此思后，就忘乎所以地决定对孙中山发难了。
于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宣布就职广东督办，并《通电》要“孙中山离粤”；从而，公开背叛孙中山了。
接着，没待吴佩孚派遣的援军到来，沈鸿英就迫不及待地在新街起兵对孙中山发难；于是，才熄灭不久的战火又在广州城内引了。
沈鸿英突然发难，令孙中山猝不及防。
因此时，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在惠州与粤军对峙；许崇智的建国粤军远在闽粤边境，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孙中山只得一面命拱卫军司令朱培德勉力抵抗，一面急令滇、桂联军从惠州撤军回救广州；所以，正在鏖战中、行将告捷的滇、桂联军突然中止战斗，主动撤离战场而让守护惠州城的粤军转危为安死里逃生了。
孙中山在调兵回救的同时，立即免去了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之职，并下令对沈鸿英实施讨伐。
沈鸿英发难后，即向位于长堤的陆海军大元帅府迫进。
但是，行至半途就遭到了朱培德所部拱卫军的阻截。
沈鸿英手下虽已有了五个师的兵力，但因分驻于梧州、肇庆等地；随其在广州发难并攻击陆海军大元帅府的仅有粤军降将李易标的一支，也就显得力量不足；且沈鸿英是叛逆，所部将士有许多不愿因此为其卖命，战斗力也就更是锐减。
而朱培德所部拱卫军，肩负讨逆重任士气高昂；所以，拱卫军兵力虽比沈鸿英的叛军少；但是，拱卫军将士却有着一股以一当十的气势，硬是将沈鸿英的叛军阻截了；双方在广州城内展开巷战，相持数天难分难解。
而杨希闵与刘震寰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急忙从惠州撤军，率滇、桂联军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返回广州。
沈鸿英眼见前进受阻，而被孙中山召回的滇、桂联军离广州城已不远了；唯恐遭到拱卫军与滇、桂军的两面夹击，赶紧撤离广州退往清远。
不日，杨希闵与震寰率滇、桂联军回到广州；此时，沈鸿英已率部退去，广州之危已解。
然而，朱培德、杨希闵、刘震寰岂愿罢休？
遂率部追击直至清远。
四月中旬，双方又在清远的银盏坳、琶江口一带激战；沈鸿英与李易标不敌，再退往韶关。
此时，吴佩孚派遣的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与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均已由赣南入粤北，在韶关与沈鸿英会合。
沈鸿英见北洋政府的援军到来，遂又来了精神欲行反扑；于是，仨人联手，在英德一带又跟滇、桂军与拱卫军展开了激战。
但谁知，开战不久，樊钟秀忽然反水，宣布“脱离直系””，投向孙中山了。
如此一来，沈鸿英、李易标、方本仁所部顿时乱了阵脚，又均被滇、桂军与拱卫军所败。
方本仁率败军退守赣南，李易标则抛弃沈鸿英去往惠州复投陈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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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各军咸集惠州，大有泰山压顶无坚不摧之势。
不久，杨坤如的部将、驻守惠州东门的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黄振熙与驻守惠州南门的第三旅第六团团长黄世华相继阵亡，局势甚是危急了。
而滇、桂联军增兵后，攻势又加剧了，惠州城已是危在旦夕。
恰在此时，不知怎的，滇、桂联军忽然停止了攻城；尔后，又撤军返回广州去了，惠州城之危自行解除。
忽然，杨坤如从危境中解脱出来，倒是有点莫明其妙甚是诧异。
滇、桂联军之所以撤军回穗，是因为广州城内又发生了事变。
原来，沈鸿英受孙中山的《训令》，从观音山撤离后，并没有移防到肇庆；而是阳奉阴违地移驻到了位于广州北部的花县新街，并在那儿设立了桂军总司令行营。
此时，沈鸿英见孙中山已对他有成见，难再在孙中山这儿混下去了；于是，心中已萌生了背离孙中山而再投靠北洋政府的念头。
于是，沈鸿英移驻到新街以后，就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系；希望通过投靠北京政府后，能利于他达到称霸广东之目的。
吴佩孚见沈鸿英又主动投靠，正求之不得；即投其所好地以北京政府名义委任沈鸿英为广东督办；并要沈鸿英在广州举事，对孙中山发难。
为助沈鸿英成功，吴佩孚派遣赣北镇守使邓如琢、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及驻于赣南的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等人，率部开赴广东以作驰援。
在拉拢沈鸿英的同时，吴佩孚也以北京政府名义授予叶举惠威将军衔，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杨坤如为惠州护军使、林虎为潮梅护军使，欲以此拉拢粤军诸将为其所用。
果然，沈鸿英得到北京政府的任命后遂了心愿，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定广东而圆陈炯明第二之梦了；且想，孙中山刚遭遇粤军兵变狼狈离粤；而今虽挽回颓势复归广州了，但靠的是滇、桂军之力，这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而今，自己若是反水了，孙中山还能有多少能耐，岂不又得乖乖地离开广州回上海去了？
况且，现在自己还在广州，近在咫尺伸手可取；而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被派往惠州征讨陈炯明去了，广州城内空虚正可趁机夺取；如此良机若是错过定会追悔莫及，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沈鸿英如此思后，就忘乎所以地决定对孙中山发难了。
于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宣布就职广东督办，并《通电》要“孙中山离粤”；从而，公开背叛孙中山了。
接着，没待吴佩孚派遣的援军到来，沈鸿英就迫不及待地在新街起兵对孙中山发难；于是，才熄灭不久的战火又在广州城内引了。
沈鸿英突然发难，令孙中山猝不及防。
因此时，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在惠州与粤军对峙；许崇智的建国粤军远在闽粤边境，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孙中山只得一面命拱卫军司令朱培德勉力抵抗，一面急令滇、桂联军从惠州撤军回救广州；所以，正在鏖战中、行将告捷的滇、桂联军突然中止战斗，主动撤离战场而让守护惠州城的粤军转危为安死里逃生了。
孙中山在调兵回救的同时，立即免去了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之职，并下令对沈鸿英实施讨伐。
沈鸿英发难后，即向位于长堤的陆海军大元帅府迫进。
但是，行至半途就遭到了朱培德所部拱卫军的阻截。
沈鸿英手下虽已有了五个师的兵力，但因分驻于梧州、肇庆等地；随其在广州发难并攻击陆海军大元帅府的仅有粤军降将李易标的一支，也就显得力量不足；且沈鸿英是叛逆，所部将士有许多不愿因此为其卖命，战斗力也就更是锐减。
而朱培德所部拱卫军，肩负讨逆重任士气高昂；所以，拱卫军兵力虽比沈鸿英的叛军少；但是，拱卫军将士却有着一股以一当十的气势，硬是将沈鸿英的叛军阻截了；双方在广州城内展开巷战，相持数天难分难解。
而杨希闵与刘震寰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急忙从惠州撤军，率滇、桂联军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返回广州。
沈鸿英眼见前进受阻，而被孙中山召回的滇、桂联军离广州城已不远了；唯恐遭到拱卫军与滇、桂军的两面夹击，赶紧撤离广州退往清远。
不日，杨希闵与震寰率滇、桂联军回到广州；此时，沈鸿英已率部退去，广州之危已解。
然而，朱培德、杨希闵、刘震寰岂愿罢休？
遂率部追击直至清远。
四月中旬，双方又在清远的银盏坳、琶江口一带激战；沈鸿英与李易标不敌，再退往韶关。
此时，吴佩孚派遣的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与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均已由赣南入粤北，在韶关与沈鸿英会合。
沈鸿英见北洋政府的援军到来，遂又来了精神欲行反扑；于是，仨人联手，在英德一带又跟滇、桂军与拱卫军展开了激战。
但谁知，开战不久，樊钟秀忽然反水，宣布“脱离直系””，投向孙中山了。
如此一来，沈鸿英、李易标、方本仁所部顿时乱了阵脚，又均被滇、桂军与拱卫军所败。
方本仁率败军退守赣南，李易标则抛弃沈鸿英去往惠州复投陈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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