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活菩萨之称的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卢焘徒有虚名，贵州政局实际上是由黔军参谋长何应钦在操控；何况，何应钦兼有贵阳市长等八个要职于一身，堪与谷正伦分庭抗礼。
谷正伦为了把操控贵州政局的实权夺过来，欲将何应钦挤走；于是，谷正伦联合黔军第四旅旅长张春浦等人，指责何应钦“欺世盗名，独断专行”，并在一个雨夜对何应钦发动了突然袭击。
何应钦猝不及防，赶紧冒雨避难到贵阳北天主教堂内；躲藏了三天后，在教士司徒拜山的帮助下化装成修女逃离贵阳潜往广州投靠孙中山了。
何应钦出走后，卢焘也离开贵阳避到安顺去了；于是，贵州政局失控顿时大乱。
此时，一直蛰息在湖北依附于直系了的袁祖铭闻知贵州新兴义系发生内讧，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
于是，袁祖铭在汉口重新组建了定黔军，再次自任定黔军总司令；并与已被赶下台投靠在唐继尧帐下的旧兴义系首领刘显世联络，欲联手对付新兴义系。
刘显世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
此时，黔军将士对于谷正伦等人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讧甚是反感。
于是，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彭汉章等多名黔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欢迎刘显世与袁祖铭返回贵州主政；而驻防于湘、黔交界处重镇洪江的黔军第一**旅旅长王天培干脆反水，倒向了袁祖铭。
因此，袁祖铭的定黔军畅通无阻地经由湘西的洪江入黔，兵锋指向黔东重镇镇远。
不久，彭汉章也倒戈了；驻守镇远的黔军也就无心再战弃城而走。
袁祖铭轻取镇远后，即以王天培为左路、彭汉章为右路、袁祖铭自率中路，三路兵马齐进奔袭贵阳。
谷正伦见将士纷纷倒戈而定黔军来势凶猛，自知贵阳难守；则让已任黔军参谋长张春浦率本部兵马留守，自己却退往遵义去了。
张春浦知道谷正伦想溜，却让他做挡箭牌，心中当然不乐；且张春浦自知，如此局势下自己独木难支，如何抵得士气正盛的定黔军？
因此，谷正伦前脚刚走，张春浦也知趣地跟着溜了；贵阳顿时成了一座空城，也被定黔军所取。
而已避于安顺的卢焘见黔军难以抵挡定黔军的进攻，自己又不愿留在贵州去与以北洋政府为靠山了的袁祖铭合作。
于是，卢焘由安顺经毕节去往四川；并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通电》宣告辞去黔军总司令及贵州省省长之职。
而已退至遵义的谷正伦也不得不离开贵州，绕道去往广州了。
至此，定黔之战结束；袁祖铭入主贵阳，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此后，云南的唐继尧觊觎贵州，组织滇、桂联军驱逐袁祖铭，扶植刘显世返回贵州主政。
而袁祖铭败走川南后，却又参与了正在上演的四川军阀大混战之戏；但不久，袁祖铭就在直系吴佩孚的支持下重返贵州。
然而，四川的军阀大混战却仍在继续；那些川蜀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刘成勋、熊克武、刘辉、杨森、刘湘等人，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走马灯般地亮相过场，川蜀境内因此而烽烟四起时分时合纷争不断了。
不过，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终仅是众多地方军阀混战中的几段插曲而已，没能左右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且在中华演义整台大戏中，毕竟只如几个跑龙套的匆匆过场不甚起眼，故不赘详。
贵州的易主，却使孙中山失去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不过，孙中山北伐决心已定，无论有甚变化都难改其初衷。
因此，孙中山誓师北伐后，即任命李烈钧为北伐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北伐第二路司令，率四万北伐军分兵两路皆欲取道湖南北上，正式开始北伐了。
然而，北伐伊始就遇到了两大难题。
一是，湖南的赵恒惕因已倒向吴佩孚，不愿给北伐军借道；因此，北伐军行至湘桂边界后却未能再前进了；欲取道湖南北伐受阻，迫使孙中山另做打算。
再是，北伐军出师不久，军饷维持了近月后就开始告紧。
原来，此时的广东因二次粤桂战争刚结束不久，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令受命筹饷的廖仲恺深感为难，一时不知该去哪儿找钱？
为此，孙中山与廖仲恺也算是动透了脑筋，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筹饷局专事筹饷。
首先，筹饷局发行了一笔善后公债，欲藉此筹措资金；但是，善后公债的销路不佳，历时两个月仅认购了数十万。
同时，又欲以广东政府名义向中外商人借贷；然而，因桂系控制广东时期已将官方或半官方的财产作了抵押卷资而去，此时再无可作抵押之物；所以，商人们均怀疑广州政府的还贷能力而不愿提供贷款。
另外，孙中山还派遣了总统府顾问何天炯赴日本筹款，但也无果而返。
种种办法都碰壁了，真让人觉得有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后来，倒是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程天斗出了个点子，建议在广州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或可解眉之急。
廖仲恺觉得可行，报请孙中山批准后即由程天斗着手筹建，并委任其为行长。
程天斗出任行长后，立即发行了大量的钞票，遂有了被称为“天斗纸”的货币在广东大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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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伦为了把操控贵州政局的实权夺过来，欲将何应钦挤走；于是，谷正伦联合黔军第四旅旅长张春浦等人，指责何应钦“欺世盗名，独断专行”，并在一个雨夜对何应钦发动了突然袭击。
何应钦猝不及防，赶紧冒雨避难到贵阳北天主教堂内；躲藏了三天后，在教士司徒拜山的帮助下化装成修女逃离贵阳潜往广州投靠孙中山了。
何应钦出走后，卢焘也离开贵阳避到安顺去了；于是，贵州政局失控顿时大乱。
此时，一直蛰息在湖北依附于直系了的袁祖铭闻知贵州新兴义系发生内讧，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
于是，袁祖铭在汉口重新组建了定黔军，再次自任定黔军总司令；并与已被赶下台投靠在唐继尧帐下的旧兴义系首领刘显世联络，欲联手对付新兴义系。
刘显世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
此时，黔军将士对于谷正伦等人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讧甚是反感。
于是，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彭汉章等多名黔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欢迎刘显世与袁祖铭返回贵州主政；而驻防于湘、黔交界处重镇洪江的黔军第一**旅旅长王天培干脆反水，倒向了袁祖铭。
因此，袁祖铭的定黔军畅通无阻地经由湘西的洪江入黔，兵锋指向黔东重镇镇远。
不久，彭汉章也倒戈了；驻守镇远的黔军也就无心再战弃城而走。
袁祖铭轻取镇远后，即以王天培为左路、彭汉章为右路、袁祖铭自率中路，三路兵马齐进奔袭贵阳。
谷正伦见将士纷纷倒戈而定黔军来势凶猛，自知贵阳难守；则让已任黔军参谋长张春浦率本部兵马留守，自己却退往遵义去了。
张春浦知道谷正伦想溜，却让他做挡箭牌，心中当然不乐；且张春浦自知，如此局势下自己独木难支，如何抵得士气正盛的定黔军？
因此，谷正伦前脚刚走，张春浦也知趣地跟着溜了；贵阳顿时成了一座空城，也被定黔军所取。
而已避于安顺的卢焘见黔军难以抵挡定黔军的进攻，自己又不愿留在贵州去与以北洋政府为靠山了的袁祖铭合作。
于是，卢焘由安顺经毕节去往四川；并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通电》宣告辞去黔军总司令及贵州省省长之职。
而已退至遵义的谷正伦也不得不离开贵州，绕道去往广州了。
至此，定黔之战结束；袁祖铭入主贵阳，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此后，云南的唐继尧觊觎贵州，组织滇、桂联军驱逐袁祖铭，扶植刘显世返回贵州主政。
而袁祖铭败走川南后，却又参与了正在上演的四川军阀大混战之戏；但不久，袁祖铭就在直系吴佩孚的支持下重返贵州。
然而，四川的军阀大混战却仍在继续；那些川蜀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刘成勋、熊克武、刘辉、杨森、刘湘等人，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走马灯般地亮相过场，川蜀境内因此而烽烟四起时分时合纷争不断了。
不过，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终仅是众多地方军阀混战中的几段插曲而已，没能左右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且在中华演义整台大戏中，毕竟只如几个跑龙套的匆匆过场不甚起眼，故不赘详。
贵州的易主，却使孙中山失去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不过，孙中山北伐决心已定，无论有甚变化都难改其初衷。
因此，孙中山誓师北伐后，即任命李烈钧为北伐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北伐第二路司令，率四万北伐军分兵两路皆欲取道湖南北上，正式开始北伐了。
然而，北伐伊始就遇到了两大难题。
一是，湖南的赵恒惕因已倒向吴佩孚，不愿给北伐军借道；因此，北伐军行至湘桂边界后却未能再前进了；欲取道湖南北伐受阻，迫使孙中山另做打算。
再是，北伐军出师不久，军饷维持了近月后就开始告紧。
原来，此时的广东因二次粤桂战争刚结束不久，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令受命筹饷的廖仲恺深感为难，一时不知该去哪儿找钱？
为此，孙中山与廖仲恺也算是动透了脑筋，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筹饷局专事筹饷。
首先，筹饷局发行了一笔善后公债，欲藉此筹措资金；但是，善后公债的销路不佳，历时两个月仅认购了数十万。
同时，又欲以广东政府名义向中外商人借贷；然而，因桂系控制广东时期已将官方或半官方的财产作了抵押卷资而去，此时再无可作抵押之物；所以，商人们均怀疑广州政府的还贷能力而不愿提供贷款。
另外，孙中山还派遣了总统府顾问何天炯赴日本筹款，但也无果而返。
种种办法都碰壁了，真让人觉得有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后来，倒是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程天斗出了个点子，建议在广州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或可解眉之急。
廖仲恺觉得可行，报请孙中山批准后即由程天斗着手筹建，并委任其为行长。
程天斗出任行长后，立即发行了大量的钞票，遂有了被称为“天斗纸”的货币在广东大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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