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存折合上，放回铁盒子里，然后从盒子最底层抽出了一封信。
信纸已经发脆了，折痕处的纤维几乎断裂，展开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稍一用力就会碎成几片。
信是父亲写的，写于十年前破产之后的第三天，她是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找到的，没有信封，没有邮戳，收件人写的是“砚砚”。
父亲大概从来没有打算把这封信寄出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该寄到哪里。
那时候苏砚已经被母亲带回了外婆家，父亲一个人留在上海处理破产的烂摊子，住在一个月租三百块的地下室里，连打长途电话的钱都要省着花。
信的内容她倒背如流，但她还是又读了一遍。
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句子。
“砚砚，爸爸今天去菜市场买了半斤肉。
五花肉，你最爱吃的那种，肥的多瘦的少。
爸爸炖了一锅红烧肉，炖了两个小时，放了冰糖和老抽，和你妈妈教的做法一模一样。
但是炖好了之后，爸爸一口都吃不下去。
不是因为不难过，是因为爸爸突然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买不起五花肉了。
不是因为没钱——是爸爸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吃这碗饭。
砚砚，爸爸对不起你。
你才十岁，别人家的孩子十岁还在为考试没得一百分哭鼻子，你已经学会了反过来安慰爸爸。
以后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记住爸爸今天说的这句话：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能装下所有人的梦想。
但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世界变小了，小到快要把你压扁了，你就想一想爸爸今天炖的这碗红烧肉。
不是所有的肉都是甜的，但只要你放够了冰糖，再苦的肉也能烧出甜味来。”
信的结尾没有署名，只用铅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那是父亲的习惯，每张便条的最后都会画一个笑脸，意思是“爸爸在笑”。
苏砚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十年了，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人集体撤资，媒体铺天盖地地唱衰，她咬着牙把办公室的灯开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化好妆穿着高跟鞋出现在谈判桌上，笑容得体，逻辑严密，没有一个对手能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一丝破绽。
同行送了她一个外号——“铁皮人”。
意思是她没有心。
但她有心。
她的心就是那个生锈的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张全家福、一颗玻璃弹珠、一本余额五百二十一块三毛的存折，和一封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
只是她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过这个盒子。
现在陆时衍说要给她看一些东西。
关于十年前的，关于她父亲的。
他在电话里的语气和平时完全不同——平时陆时衍说话永远是精确的、克制的、带着律师特有的距离感，每一个字的轻重缓急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但刚才他在电话里说“你父亲的事”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她从未听过的东西。
不是同情，同情这种东西太廉价了，她苏砚这辈子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也不是愤怒，愤怒对一个顶尖律师来说太低效了。
是一种比同情更深、比愤怒更沉的、像是把自己也押了上去的郑重。
他把她的战争，变成了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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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纸已经发脆了，折痕处的纤维几乎断裂，展开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稍一用力就会碎成几片。
信是父亲写的，写于十年前破产之后的第三天，她是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找到的，没有信封，没有邮戳，收件人写的是“砚砚”。
父亲大概从来没有打算把这封信寄出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该寄到哪里。
那时候苏砚已经被母亲带回了外婆家，父亲一个人留在上海处理破产的烂摊子，住在一个月租三百块的地下室里，连打长途电话的钱都要省着花。
信的内容她倒背如流，但她还是又读了一遍。
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句子。
“砚砚，爸爸今天去菜市场买了半斤肉。
五花肉，你最爱吃的那种，肥的多瘦的少。
爸爸炖了一锅红烧肉，炖了两个小时，放了冰糖和老抽，和你妈妈教的做法一模一样。
但是炖好了之后，爸爸一口都吃不下去。
不是因为不难过，是因为爸爸突然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买不起五花肉了。
不是因为没钱——是爸爸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吃这碗饭。
砚砚，爸爸对不起你。
你才十岁，别人家的孩子十岁还在为考试没得一百分哭鼻子，你已经学会了反过来安慰爸爸。
以后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记住爸爸今天说的这句话：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能装下所有人的梦想。
但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世界变小了，小到快要把你压扁了，你就想一想爸爸今天炖的这碗红烧肉。
不是所有的肉都是甜的，但只要你放够了冰糖，再苦的肉也能烧出甜味来。”
信的结尾没有署名，只用铅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那是父亲的习惯，每张便条的最后都会画一个笑脸，意思是“爸爸在笑”。
苏砚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十年了，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人集体撤资，媒体铺天盖地地唱衰，她咬着牙把办公室的灯开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化好妆穿着高跟鞋出现在谈判桌上，笑容得体，逻辑严密，没有一个对手能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一丝破绽。
同行送了她一个外号——“铁皮人”。
意思是她没有心。
但她有心。
她的心就是那个生锈的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张全家福、一颗玻璃弹珠、一本余额五百二十一块三毛的存折，和一封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
只是她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过这个盒子。
现在陆时衍说要给她看一些东西。
关于十年前的，关于她父亲的。
他在电话里的语气和平时完全不同——平时陆时衍说话永远是精确的、克制的、带着律师特有的距离感，每一个字的轻重缓急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但刚才他在电话里说“你父亲的事”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她从未听过的东西。
不是同情，同情这种东西太廉价了，她苏砚这辈子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也不是愤怒，愤怒对一个顶尖律师来说太低效了。
是一种比同情更深、比愤怒更沉的、像是把自己也押了上去的郑重。
他把她的战争，变成了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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