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群体也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底层之间互相有共情,经常串联起来,鼓噪闹事,对抗上官。

从750年,到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一共发生了二百多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是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

这拉开了兵变的序幕。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温柔的兵变,仅仅只是殴打了发粮的判官。

但士兵们关注自身利益的事情,非常有意思。

有人做过分类,军乱也分好几种。

第一种是抗拒命令,比如大历三年(768),让安西军离开邠宁,抛弃邠州已经开垦好的土地,建好的屋舍,移镇泾原,军士怒而作乱。

再比如,902年,钱镠命令武勇都去服劳役,挖沟,士兵抗拒劳役作乱。

宝应元年(762),河东节度使管崇嗣“为政宽驰”,对钱粮卡得不紧,慢慢都用各种名目发到了大头兵手里。

朝廷发觉后,派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查账。

但钱都发下去了,你怎么查?

“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以一马赎死,乃许之。”

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诛杀节度使邓景山。

这三个例子,说明晚唐士兵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并且同气连枝。

后面还有其他类型,比如抗暴,有节度使“为政苛惨”,动不动欺辱乃至杀戮士兵,基本都完犊子了。

有人跑路溜走了,还被愤怒的士兵追杀干掉。

此外还有求权、求财,这两类在晚唐与前面两类大概一半对一半,到五代时比例急剧升高,说明士兵们已经从中晚唐时的关注自身利益、抗拒不合理的劳役,开始更多地向求财转变,这也是五代士兵风气急剧恶化的体现。

写这么多,其实想说的是,中唐、晚唐、五代是三个阶段,不要等同看待,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有唐一代,士兵其实非常具有反抗精神,天宝年间就敢殴打判官。

不合理的劳役之类一概拒绝,将领嗜杀、欺压底层士兵,下场多半不好。

他们的精神状态、士气都非常不错,该训练训练,该打仗打仗,不服劳役就是不服劳役,谁也别强迫我。

钱粮给足,我替你卖命。

这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谈不上多好,但我想,总比把士兵揉捏得跟面团一样,完全不敢反抗要好。

他们是人,不是机器。

面团一样的士兵,面对上级军官的随意凌辱、剥削乃至杀戮,面对文官克扣后勤,他们都不敢反抗,处境艰难。

这样的兵,你指望他们反抗外敌吗?

不现实。

多说一句,以前有人提到制度。

其实你们翻翻明朝的制度,允许文官那么苛待武人吗?

恰恰制度不允许这么做。

但文官就敢!

一个七品县令,你要多大品级的武将在他面前,才不自卑?

游击?

参将?

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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