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春秋》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
纵观《史记》，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
这种思想成为《史记》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商纣、周厉王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对明君如商汤、周武王、汉文帝等则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他认为，君主如果无道，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这正是公羊学“汤武革命”思想的体现。
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
这种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
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汉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那些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
同时，他也赞扬了那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
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那些品德高尚、谦让有礼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如孔子、孟子等；而对那些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人物则进行了批判，如赵高、李斯等。
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
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
司马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曾多次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的问题。
《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从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
例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引用了《古文尚书》中的内容来考证五帝的事迹。
同时，孔安国的学术思想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教导司马迁要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辨析，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撰写历史。
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
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六艺经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他要效法孔子的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并且将孔子的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
人们向来将“发愤著书”当作司马迁的创作宗旨。
的确，《史记》奔涌激荡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痛苦。
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从创作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贤圣因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例子，说明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写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不仅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更是为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历史的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阐述了社会生活、个人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司马迁强调个体写作的决定因素，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源于生活，反映现实。
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开魏晋文论自觉意识的先河，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春秋》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
纵观《史记》，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
这种思想成为《史记》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商纣、周厉王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对明君如商汤、周武王、汉文帝等则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他认为，君主如果无道，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这正是公羊学“汤武革命”思想的体现。
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
这种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
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汉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那些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
同时，他也赞扬了那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
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那些品德高尚、谦让有礼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如孔子、孟子等；而对那些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人物则进行了批判，如赵高、李斯等。
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
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
司马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曾多次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的问题。
《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从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
例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引用了《古文尚书》中的内容来考证五帝的事迹。
同时，孔安国的学术思想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教导司马迁要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辨析，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撰写历史。
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
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六艺经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他要效法孔子的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并且将孔子的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
人们向来将“发愤著书”当作司马迁的创作宗旨。
的确，《史记》奔涌激荡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痛苦。
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从创作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贤圣因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例子，说明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写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不仅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更是为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历史的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阐述了社会生活、个人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司马迁强调个体写作的决定因素，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源于生活，反映现实。
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开魏晋文论自觉意识的先河，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