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娡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暗中指使大行令（负责外交和礼仪的官员）向景帝奏请，立栗姬为皇后。
大行令不知是计，便在朝堂之上正式提出了这个请求。
汉景帝本就对栗姬积怨已深，认为她是在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谋求皇后之位，甚至有觊觎皇权之嫌。
大行令的奏请，正好点燃了景帝心中的怒火。
他当即下令处死了大行令，并且对栗姬更加疏远，甚至不再见她。
栗姬见自己彻底失宠，儿子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心中又气又急，最终一病不起。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正月，汉景帝正式下诏，废黜皇太子刘荣为临江王。
同年四月十七日，景帝册立王娡为皇后。
仅仅帝时期便已入宫，历经三朝，在朝中树大根深，其家族成员多在朝中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她深得宗室和大臣们的敬畏。
而王太后也凭借着“母以子贵“的身份，将自己的弟弟田蚡等人安插在关键岗位，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按照当时的惯例，刘彻必须定期“奏事东宫“，也就是说，国家的重大政务都需要向居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窦猗房汇报，并获得她的批准才能施行。
这让胸怀大志、渴望施展抱负的刘彻感到了深深的束缚。
他虽然名为天子，却更像是一个需要向长辈请示的晚辈，手中的皇权被无形之中分割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六月，即位不久的刘彻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政治布局。
他首先以“不称职“为由，罢免了前朝留下的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
这两人皆是稳重有余、进取不足的老臣，与刘彻想要推行的革新政策格格不入。
紧接着，刘彻任命了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颇有才干，曾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功劳；田蚡则是王太后的同母弟弟，能言善辩，极具政治野心。
刘彻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窦、王两大外戚集团，显示自己对宗室亲戚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这两人身上所具备的改革潜力。
但刘彻的布局远不止于此。
他深知，要推行自己的理念，必须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辅佐。
于是，他又任命了两位儒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和王臧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儒申公的弟子，精通《鲁诗》和《春秋谷梁传》。
窦婴和田蚡虽然是外戚，但也都喜好儒术，与赵、王二人理念相近。
从这套新的执政班子可以清晰地看出，年轻的汉武帝已经显露出了尊崇儒学、锐意改革的政治意志。
他想要摆脱汉初以来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束缚，用儒家的“积极有为“来治理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力量，刘彻命令丞相、御史大夫等内外大臣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传统的选官制度，选拔出一批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寒门士子，为自己的改革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他对大儒申公更是仰慕已久，特意派人带着安车蒲轮（一种极为尊贵的礼遇，用蒲草包裹车轮以减少颠簸）和束帛加璧（作为礼物的丝绸和玉璧）去征召申公入朝。
申公当时已经辞、充满理想主义的刘彻感到有些失望。
他原本期待申公能为他描绘一幅宏伟的儒家治国蓝图，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如此朴素的告诫。
但毕竟已经将申公征召而来，刘彻还是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参与朝政。
随后，在赵绾、王臧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开始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以及巡狩封禅等一系列儒家礼制。
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修建明堂象征着皇权的集中和礼制的完善；改正朔、易服色则是为了表示新王朝的建立和天命的转移；巡狩封禅更是帝王彰显功绩、与天沟通的重要仪式。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从制度和文化层面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皇帝的权威。
然而，刘彻的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触动了太皇太后窦猗房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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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令不知是计，便在朝堂之上正式提出了这个请求。
汉景帝本就对栗姬积怨已深，认为她是在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谋求皇后之位，甚至有觊觎皇权之嫌。
大行令的奏请，正好点燃了景帝心中的怒火。
他当即下令处死了大行令，并且对栗姬更加疏远，甚至不再见她。
栗姬见自己彻底失宠，儿子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心中又气又急，最终一病不起。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正月，汉景帝正式下诏，废黜皇太子刘荣为临江王。
同年四月十七日，景帝册立王娡为皇后。
仅仅帝时期便已入宫，历经三朝，在朝中树大根深，其家族成员多在朝中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她深得宗室和大臣们的敬畏。
而王太后也凭借着“母以子贵“的身份，将自己的弟弟田蚡等人安插在关键岗位，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按照当时的惯例，刘彻必须定期“奏事东宫“，也就是说，国家的重大政务都需要向居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窦猗房汇报，并获得她的批准才能施行。
这让胸怀大志、渴望施展抱负的刘彻感到了深深的束缚。
他虽然名为天子，却更像是一个需要向长辈请示的晚辈，手中的皇权被无形之中分割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六月，即位不久的刘彻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政治布局。
他首先以“不称职“为由，罢免了前朝留下的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
这两人皆是稳重有余、进取不足的老臣，与刘彻想要推行的革新政策格格不入。
紧接着，刘彻任命了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颇有才干，曾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功劳；田蚡则是王太后的同母弟弟，能言善辩，极具政治野心。
刘彻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窦、王两大外戚集团，显示自己对宗室亲戚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这两人身上所具备的改革潜力。
但刘彻的布局远不止于此。
他深知，要推行自己的理念，必须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辅佐。
于是，他又任命了两位儒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和王臧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儒申公的弟子，精通《鲁诗》和《春秋谷梁传》。
窦婴和田蚡虽然是外戚，但也都喜好儒术，与赵、王二人理念相近。
从这套新的执政班子可以清晰地看出，年轻的汉武帝已经显露出了尊崇儒学、锐意改革的政治意志。
他想要摆脱汉初以来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束缚，用儒家的“积极有为“来治理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力量，刘彻命令丞相、御史大夫等内外大臣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传统的选官制度，选拔出一批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寒门士子，为自己的改革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他对大儒申公更是仰慕已久，特意派人带着安车蒲轮（一种极为尊贵的礼遇，用蒲草包裹车轮以减少颠簸）和束帛加璧（作为礼物的丝绸和玉璧）去征召申公入朝。
申公当时已经辞、充满理想主义的刘彻感到有些失望。
他原本期待申公能为他描绘一幅宏伟的儒家治国蓝图，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如此朴素的告诫。
但毕竟已经将申公征召而来，刘彻还是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参与朝政。
随后，在赵绾、王臧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开始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以及巡狩封禅等一系列儒家礼制。
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修建明堂象征着皇权的集中和礼制的完善；改正朔、易服色则是为了表示新王朝的建立和天命的转移；巡狩封禅更是帝王彰显功绩、与天沟通的重要仪式。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从制度和文化层面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皇帝的权威。
然而，刘彻的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触动了太皇太后窦猗房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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