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
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
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
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
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
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
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
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
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
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
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
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
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
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
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备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
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
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
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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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
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
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
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
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
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
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
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
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
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
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
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
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
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
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备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
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
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
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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