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察师手拿杨枝，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一个动作不合标准，便是一顿鞭答。
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
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混蛋！
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
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
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
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
“欲成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
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
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
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
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
红帽子是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
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
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
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
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
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着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
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着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着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着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
类似这种经历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
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惟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岁时，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
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
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
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分析判断，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
十一岁时，我曾随着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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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
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混蛋！
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
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
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
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
“欲成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
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
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
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
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
红帽子是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
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
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
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
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
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着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
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着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着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着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
类似这种经历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
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惟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岁时，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
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
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
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分析判断，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
十一岁时，我曾随着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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