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
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
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
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
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
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
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地计划筹备。
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
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
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
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
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
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
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
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
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
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得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
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
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
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庆诸禅师在伪山座下担任米头，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
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
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
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
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
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
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见到光明。
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
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
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
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
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
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
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地计划筹备。
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
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
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
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
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
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
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
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
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
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得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
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
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
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庆诸禅师在伪山座下担任米头，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
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
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
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
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
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
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见到光明。
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
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