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节（2/4）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更向日本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
怎么办呢，他便厚着脸皮去找今井拉关系，求后者帮他说动香月。
仍然没消息，冷家骥想做官想得发了疯，索性豁了出去，又让江朝宗帮他去问。
江老头子被他纠缠不过，便去找松井“疏通”，说是你们原先答应过姓冷的，只要进维持会，就给他一个北平市长干干的呀。
松井哼了一声，胡扯，哪有这种事。
不仅没给，还把冷家骥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89）
2010-11-2109:10:55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
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
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
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
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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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
怎么办呢，他便厚着脸皮去找今井拉关系，求后者帮他说动香月。
仍然没消息，冷家骥想做官想得发了疯，索性豁了出去，又让江朝宗帮他去问。
江老头子被他纠缠不过，便去找松井“疏通”，说是你们原先答应过姓冷的，只要进维持会，就给他一个北平市长干干的呀。
松井哼了一声，胡扯，哪有这种事。
不仅没给，还把冷家骥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89）
2010-11-2109:10:55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
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
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
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
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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