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

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754)

2010-07-0514:05:32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

果然,老蒋听后大受触动,连眼睛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了。

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

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

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广田首相迅速召集外相、陆相、海相进行三省会商。

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以“密切注意其演变”。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而张杨一方又拒绝让阎锡山做调停人,这个中间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

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和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

见老蒋不肯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755)

2010-07-0519:18:17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

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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