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1911年的比利时……（2/3）
克劳德登上马车，坐定后马车缓缓驶出站台。
车窗外的景色从郊外的低地风光逐渐过渡到城市的边缘。
先是零星的农舍和田野，然后是成排的砖房，接着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店铺和行人。
除开逐步繁华的景色，路边的建筑风格也在悄然变化。
从朴实的乡村住宅，渐渐变成带着法式风情的联排楼房，墙面刷着浅灰或米黄的涂料，窗框漆成深绿或墨黑，阳台上摆着花盆，偶尔有一两只猫趴在窗台上晒太阳。
马车驶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窄窄的运河，水面上漂着几艘平底驳船，船夫撑着长篙，慢悠悠地穿过桥洞。
桥的另一头，街道骤然热闹起来，行人的衣着也从乡间的粗布衣裳变成了城里人的呢料大衣和礼帽。
克劳德微微侧过头，透过车窗打量着这座城市的轮廓。
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欧洲大陆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街道两旁的建筑十分精致，很讲究装饰，那些新艺术风格的立面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铁艺阳台的曲线像藤蔓一样攀附在墙面上，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蕾丝、巧克力、珠宝和皮具。
马车拐进一条更宽阔的大道，两旁的行道树刚刚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晃动。
路边的咖啡馆已经开门了，露天的桌椅上坐着几个戴礼帽的先生，面前摆着咖啡杯和报纸，偶尔抬头看一眼路过的马车队。
一个报童站在街角，手里攥着一叠报纸，扯着嗓子喊着什么，克劳德听不太清。
马车队继续前行，穿过一个圆形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青铜雕像，基座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克劳德扫了一眼，没来得及看清那些名字，马车已经驶过了广场。
他注意到路边的建筑墙上偶尔嵌着一些铭牌，有的写着1830，有的写着1839。
这就是1911年的比利时。
一个从1830年独立战争中诞生，被1839年伦敦条约盖章为永久中立国的小国，它的版图小的可怜，但它也早已不是欧洲版图上无足轻重的边角料。
它是全世界工业化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是欧洲大陆铁路网最细密的棋盘，是当之无愧的欧洲车间。
然而，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内部早已布满了细密的裂纹。
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大厅里，天主教党自1884年起便牢牢把持着政权，法语是官场，法院与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
而北方的佛兰德人正用荷兰语低声抱怨着巴黎化的侵蚀，要求根特大学改用荷兰语授课。
这个双语王国的裂缝，比政客们愿意承认的要深得多。
而在矿工区与列日、沙勒瓦罗的街巷里，工人党正在积蓄力量，他们抗议着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工业国里垫底的工资、以及那个荒诞的“复数投票制”。
只要在比利时有财产，有文凭，并且是一家之主，那么那个人就能投两票甚至三票 ，资产阶级把国家当作股份公司来经营，忽视了布鲁塞尔群众的诉求。
而对于这些不公，比利时人则用罢工与集会来回应，1913年的全国大罢工在此刻已经在暗处酝酿。
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街头正绽放着新艺术运动最璀璨的花朵。
维克多·奥尔塔用铁与玻璃弯出藤蔓般的曲线，人民之家既是工人党的总部，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教堂。
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有一条看不见的输油管，从非洲的心脏直通比利时的金库。
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原本是国王的私产，那里有象牙、野生橡胶、鞭子、断手与被烧毁的村庄。
1904年，卡塞门报告将这一切丑闻摊开在全世界面前，1908年，比利时议会被迫接盘，将之改为比属刚果。
铜，橡胶，棕榈油，象牙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而殖民者的铁路只修到能装货的地方。
1911年，利弗兄弟公司拿到了刚果棕榈油的租让地，合同上写着建学校、建医院、不得使用强迫劳动。
这听起来很像文明的承诺，但落地后依然是低工资的地狱，比利时的苛捐杂税逼着人走进丛林，而不是拥抱“文明”。
特尔菲伦的非洲博物馆里，还在陈列着象牙与“驯化后的黑人模型”，供中产市民参观，让他们相信我们不再是利奥波德了，我们在开化这些野蛮人。
而在马塔迪至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沿线，搬运工们扛着货包，脚上沾满泥泞，背后是预制铁皮房与欧洲经理的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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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的景色从郊外的低地风光逐渐过渡到城市的边缘。
先是零星的农舍和田野，然后是成排的砖房，接着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店铺和行人。
除开逐步繁华的景色，路边的建筑风格也在悄然变化。
从朴实的乡村住宅，渐渐变成带着法式风情的联排楼房，墙面刷着浅灰或米黄的涂料，窗框漆成深绿或墨黑，阳台上摆着花盆，偶尔有一两只猫趴在窗台上晒太阳。
马车驶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窄窄的运河，水面上漂着几艘平底驳船，船夫撑着长篙，慢悠悠地穿过桥洞。
桥的另一头，街道骤然热闹起来，行人的衣着也从乡间的粗布衣裳变成了城里人的呢料大衣和礼帽。
克劳德微微侧过头，透过车窗打量着这座城市的轮廓。
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欧洲大陆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街道两旁的建筑十分精致，很讲究装饰，那些新艺术风格的立面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铁艺阳台的曲线像藤蔓一样攀附在墙面上，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蕾丝、巧克力、珠宝和皮具。
马车拐进一条更宽阔的大道，两旁的行道树刚刚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晃动。
路边的咖啡馆已经开门了，露天的桌椅上坐着几个戴礼帽的先生，面前摆着咖啡杯和报纸，偶尔抬头看一眼路过的马车队。
一个报童站在街角，手里攥着一叠报纸，扯着嗓子喊着什么，克劳德听不太清。
马车队继续前行，穿过一个圆形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青铜雕像，基座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克劳德扫了一眼，没来得及看清那些名字，马车已经驶过了广场。
他注意到路边的建筑墙上偶尔嵌着一些铭牌，有的写着1830，有的写着1839。
这就是1911年的比利时。
一个从1830年独立战争中诞生，被1839年伦敦条约盖章为永久中立国的小国，它的版图小的可怜，但它也早已不是欧洲版图上无足轻重的边角料。
它是全世界工业化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是欧洲大陆铁路网最细密的棋盘，是当之无愧的欧洲车间。
然而，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内部早已布满了细密的裂纹。
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大厅里，天主教党自1884年起便牢牢把持着政权，法语是官场，法院与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
而北方的佛兰德人正用荷兰语低声抱怨着巴黎化的侵蚀，要求根特大学改用荷兰语授课。
这个双语王国的裂缝，比政客们愿意承认的要深得多。
而在矿工区与列日、沙勒瓦罗的街巷里，工人党正在积蓄力量，他们抗议着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工业国里垫底的工资、以及那个荒诞的“复数投票制”。
只要在比利时有财产，有文凭，并且是一家之主，那么那个人就能投两票甚至三票 ，资产阶级把国家当作股份公司来经营，忽视了布鲁塞尔群众的诉求。
而对于这些不公，比利时人则用罢工与集会来回应，1913年的全国大罢工在此刻已经在暗处酝酿。
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街头正绽放着新艺术运动最璀璨的花朵。
维克多·奥尔塔用铁与玻璃弯出藤蔓般的曲线，人民之家既是工人党的总部，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教堂。
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有一条看不见的输油管，从非洲的心脏直通比利时的金库。
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原本是国王的私产，那里有象牙、野生橡胶、鞭子、断手与被烧毁的村庄。
1904年，卡塞门报告将这一切丑闻摊开在全世界面前，1908年，比利时议会被迫接盘，将之改为比属刚果。
铜，橡胶，棕榈油，象牙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而殖民者的铁路只修到能装货的地方。
1911年，利弗兄弟公司拿到了刚果棕榈油的租让地，合同上写着建学校、建医院、不得使用强迫劳动。
这听起来很像文明的承诺，但落地后依然是低工资的地狱，比利时的苛捐杂税逼着人走进丛林，而不是拥抱“文明”。
特尔菲伦的非洲博物馆里，还在陈列着象牙与“驯化后的黑人模型”，供中产市民参观，让他们相信我们不再是利奥波德了，我们在开化这些野蛮人。
而在马塔迪至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沿线，搬运工们扛着货包，脚上沾满泥泞，背后是预制铁皮房与欧洲经理的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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