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诏书大部分都是国计民生的老生常谈,这符合李贤“太平宰相”的希望,也是成化帝“太平皇帝”的性格体现,由此为成化一朝的政治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和指导方针。

不难看出,成化帝忠厚的性格,是不希望破坏政治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这部诏书也是日后官僚集团对他进行行为约束的依据,这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朝政治。

平反冤狱

5

明英宗复辟以后,宠幸奸佞。

一方面是这些人从龙有功,另一方面也是明英宗对皇位失而复得更加珍惜的缘故,所以增加了锦衣卫的权势。

成化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

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

成化登基

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

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

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

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

实际上,这次整顿,是牛玉、李贤等当权派对急于秉政的王纶、钱溥的打压。

王纶窥伺司礼监,直接触犯了牛玉的利益,这是英宗晚年最信任的宦官。

钱溥想挤压李贤,却没有与当时在内阁,威望仅次于李贤的陈文合作,陈文也不想钱溥与王纶成功后,反压自己一头,所以纵然他与李贤有矛盾,却反而与李贤站在同一阵线。

王纶与钱溥忽略了成化帝的存在,在英宗入殓这天,王纶在素衣外面套了一件貂裘,使成化帝颇为不满,所以,成化帝借机将王纶、钱溥下狱,追究同党。

钱溥、王纶内外官交通,按律当斩,但大赦令刚发,便从轻处置,二人均遭降职处理,钱溥的被贬颇受人同情,时人评价“为权贵所挤,而有顺德之行”。

而此次事件的另外一个人物门达,因为结交王纶,也被发配充军。

门达作为一个酷吏,只知道个人奋斗,没考虑到历史进程,统治者需要酷吏维护统治,清除腐败,又不能让他们搞的太过分。

成化帝新君登基,需要给人民恩惠,作为前朝的鹰犬,作用已失,自当铲除。

门达的被贬使人拍手称快,成化帝还召回老成持重的袁彬来主持锦衣卫事务。

门达的事件表明:新君是要革除前朝弊政的,既然受英宗宠信的门达被处置了,那么含冤屈死的大臣是否该得到平反?

这时候,监察御史白侃给新君上书,要求为英宗朝因弹劾曹吉祥、石亨而受迫害的御史张鹏、杨暄、耿九畴等人平反,成化帝欣然应允。

这封奏疏,也拉开了平反冤狱的缺口。

成化元年,御史赵敔上疏,请求为于谦平反,见深读罢,颇有感触,直言:“盖谦确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

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

于谦在世之时,尽管与孙太后有嫌隙,但在听闻于谦被杀,孙太后也是十分叹息。

即便是英宗本人,也有点追悔莫及。

成化帝还在幼年之时,怕已经对于谦有仰慕之意。

成化二年,当于谦之子于冕请与祭祀时,成化帝十分重视,特命翰林院撰写祭文:

“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

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于忠肃公平反后,与也先激战,屡立战功的骁将范广也被平反,范广被石亨陷害,子发配广西,妻子宅第被赐给蒙古降丁皮尔马黑麻,成化帝给范广平反,同时让范广的儿子继承父亲原职。

同时英宗复辟,清洗的诸位大臣大都得到了平反,部分恢复了原职。

与此同时,成化将已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谥号由“文毅”改成了“忠文”,李时勉性情正直刚烈,敢于直言,永乐年间下狱,洪熙年间被仁宗用金爪打断三根肋骨,正统年间不屈服于王振,被带枷三日,成化认为“临难不忘国,勤学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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